当时保密局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到两万人左右。到了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部队一样的伙食。这些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要他们过那种日子，莫不叫苦连天，怨声四起，再想见一见郑介民都不可能。
当保密局大量裁减人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弄得人心惶惶，不但被裁的人员感到不满，连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人也同样不满。毛人凤在表面上虽不敢反对，但内心却是希望多保留一些。
他同意特务们的说法，军统在抗日与**方面卖过不少气力，也死过不少的人，自命是抗日与**的有功之臣，不应当在抗日胜利以后和其他机关一样缩减人员。
而郑介民却与毛人凤意见有些相反，他是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减少一点费用，也减少一些毛人凤的权柄。毛人凤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关系，准许他们仍保留有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时有被优先派用的权利。
经过这一明确规定以后，一些被裁的特务才比较安定一点，知道自己组织关系还保留着，将来还有机会可以回去，于是吵吵嚷嚷的情况也稍好了一些。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向许多公开单位的负责特务进行说服工作。
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
为了扭转这一情况，只有用劝说的方式去进行，再不能和过去一样作硬性规定了。一些没有军官资历和不愿去军官总队的人，便采用推荐办法来安置。
有些自己请求另谋工作的大特务找到了较好一点的工作，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等单位之后，都有一些被推荐来的人请他们分别安置。对这么大一批人员的转业安置问题，经过两年多还没有彻底解决。
在重庆的一些特务，经常跑到戴笠生前在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的一座别墅去痛哭，因为戴死后这里已被特务改为祀奉戴笠的“戴公祠”。
另外那些一向靠军统抚恤过活的遗属，也很快把发给的一点儿钱花完。他们仗着自己的亲人曾为军统卖过命，戴笠在世一再答应养他们一辈子，他们便不管是谁负责，还是经常吵着要钱。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到逃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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