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天晚些时候，另一条战线上一位特殊的地下党人，也凭借自己敏锐的“新闻嗅觉”，取得了与之相印证的重要情报——这位记者就是当时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员、《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
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飞到北平后，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奉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要求北平地下党了解蒋介石的动向。因为刘时平与傅作义的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华北‘剿总’爆破队长杜长城、国民党宪兵三团营长刘建龙都是绥远人，与鄂友三还是绥远一中的同学，而骑兵十二旅正派驻涿州练兵，所以这个任务最终交到了他的手里。
于是，北平新闻界的外勤记者联谊会组织了一次到涿州的采访，回到北平后，10月23日晚，刘时平与鄂友三、杜长城、刘建龙三个绥远老乡饮酒欢聚。
这三个人对“晋人治绥”特别是傅作义长期统治绥远极为不满，借着酒劲，鄂友三说：“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
刘时平听后大吃一惊，忙于杯来盏去之中把情况了解清楚。第二天凌晨,刘时平又乘鄂昏睡未醒之际，亲自跑到西直门火车站，利用《益世报》记者的职业作掩护，通过了军警盘查，探明了杜长城所说的爆破队确实在装车待命，接着又在巧妙地弄清了列车的发车时间和方向后，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报。
第三条渠道的关键人物是赵龙韬。抗战胜利后，赵龙韬反对内战，主动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提供情报，1947年11月，赵龙韬出任国民党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根据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崔月犁的指示，赵龙韬与华北局城工部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建立了秘密联系。
原本，用地下电台发报是最快捷的，但不巧的是，此时甘陵情报组的王文密台，由于天线被隔壁一个可疑的人拉上一根线，担心暴露，报务员王文撤回了解放区。所以，只能用原始的办法人工报送。
当时为了保险，甘陵把情报抄写了三遍，并缝在一件内衣里。10月23日中午，甘陵带着这件特殊的内衣，与情报组交通员刘之骥在中华门内小松树林（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接头。
甘陵一边走一边对刘之骥逐字背下了情报要点。两人到达定兴县时，继续赶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刘之骥借定兴县**的电话，接通军分区。将情报报告给了华北军区。写有完整情报的内衣，其后也被送至华北局满城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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