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3月，毛人凤的亲信、重庆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赶到广州。廖宗泽同徐志道颇有私交，此行是奉毛人凤之命前来做说客。徐志道对此产生了犹豫。考虑到不可能一下子达成目的，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但他又不想向毛人凤全面让步，故最后勉强同意，将他所领经费交给毛人凤小半部分，自己截留大半。毛人凤同徐志道的这场争斗，最终以徐志道的妥协而告结束。
不久，国防部被迫由广州迁重庆，徐志道带着他那个假保密局亦随同去了重庆，而那些初建和正在组建的外勤组织就只好丢弃不管了。在这种情况下，黄逸公又重新向毛人凤示好，企图随保密局本部一同撤往台湾。
毛人凤痛恨黄逸公背叛自己，命令其继续留在大陆工作，而这无异于送死。后来，黄逸公被迫逃往西昌。
建国初期，新中国不少省份曾一度面临着严重的匪患。其中，广西省作为新桂系盘踞多年的老巢，匪情的复杂性首屈一指，截止1951年初，广西全省县以下政权机关遭匪袭击、围攻达220余次，41个区、乡**被土匪摧毁；县以下的干部、农会会员、民兵、进步群众7000余人惨遭土匪杀害。
广西土匪的猖獗与当地复杂的地理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区，境内山高林密、洞穴繁多，大瑶山、小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山脉纵横其间，交通十分不畅，这些为土匪的隐藏及逃窜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部队大规模进山剿匪增加了难度。
同时，广西地处南疆，西部紧临云南。云南省虽是经和平方式获得解放，但起义部队多系临时收编的保安团等地方武装，起义后叛乱不断，导致土匪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家伙利用云南的雨林地形和与缅甸、越南交界的优势，猖狂进行着复杂的游击破坏活动。
广西南部紧邻越南，不少溃逃的国民党军队企图经此逃入越南境内，纷纷从周边省份进入广西。如1949年底，拒绝参加和平起义的余程万第26军、李弥第8军2万余人反攻昆明失败后，就企图经滇越铁路逃入越南，后虽然在途中被歼灭，但仍有大批散兵逃入了山中，加剧了各地的匪患。
除了外来的散兵游勇以外，还有徐氏保密局遗留下的大批正规武装和潜伏特务，这些人大都接收过正规的组织训练，拥有比较完整的国民党军队体系和精良装备，加上国民党台湾政权的空投补给和统一指挥，很快成为了广西土匪的骨干力量。
在成都解放前夕，徐志道当完了最后几天光杆局长，即逃往台湾，两周后转任“国防部参议”，而此时，毛记保密局早已在台湾“复业”了，徐志道只能依靠在广西的“土匪”班底得以苟延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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