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诸位见之银元，经财政部造币厂试造，可将误差率控制在千分之八之内，已符合国际通行惯例，较前清铸造水平大为提高，绝无参差不齐之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杜绝私人胡乱仿照、扰乱金融之恶行。”
“有这等技术力量的，全国究竟有几处？若开足马力生产，日产新银元多少枚？”
“除天津造币厂外，江南造币厂应该可以达到，湖北造币厂经过技术改造，也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日产，单是天津一地，日产量就可达30万枚以上。”
秦时竹沉吟片刻：“不用改造了，今后铸币权一律收归中央，任何地方或个人不得私铸，违令者依法处置。否则口子一开，各地又纷纷仿铸，水平、成色必然大有参差。”
张謇插话道：“方才梁总长说成色九成，但目前流通银元成色一般都在八成九，既然要收回重铸，为方便起见，新铸银元似乎应该根据此等调配……”
“总理言之有理，从九成改为八成九，变动只有1%，可谓极细小，断无困难。”
张謇见自己的提议实现后，便将话题转移到下一议题：“前两日总理办公会另一议决不下的议题乃是本位问题。具体请梁总长具体解释一二。”
“我中国货币原无本位之说，只是近20多年来，各大列强均陆续采用金单本位制，我国则是主要用银的国家，世界银价持续跌落，我国损失不小。马关条约中的对日赔款、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皆需折合金币交付，每次支付赔款时所支付的银两一直随银价的下跌而增多，而发生所谓‘镑亏’，并由此而使本位问题的争论一时热烈。光绪三十年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精琦(Jclemish W.Jenks)建议我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虽被拒绝，但影响一直存在。民国后，财政部特设币制委员会讨论币制就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前两日会上也是争论不休，外交陆总长主张金本位，总理和工商周总长主张银本位，民政岑总长主张银铜复本位，鄙人则主张先银本位，嗣后条件成熟向金本位过渡。”
“诸位既然都有了意见，那先听听理由，由陆总长先开始吧。”
“总统、总理、诸位，鄙人一直是主张金本位的。方才如梁总长所言，因为各大列强都已采用金本位，我们吃亏不小，赔款、外债本已是天文数字般的重负，再加上镑亏，简直苦不堪言。原本精琦所言金汇兑本位在现实上不无可操作之处，亦能够避免镑亏之弊，但这种乃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实行的制度，他们有宗主国可以依附，我国显然不适宜实行此种制度，故鄙人主金本位。”
岑春煊随后发言：“鄙人主银铜复合本位（不是说用铜做货币就是铜本位，而是强调用铜来衡量单位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方是铜本位）乃是从传统和历史考量，我国一直都以银、铜作为大宗货币，人民相熟已久，断然更改绝不适应，况骤然建立金本位之条件也不具备……”
“我和总理都是主张银本位的，原因主要着眼于商品生产和出口。”周学熙侃侃而谈，“梁总长分析的很透彻，近30年来，世界银价持续下跌，我国遭受到了镑亏这一弊端，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在国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货币发生贬值，外国货币发生升值，这对于还债是不利的，但对于商品生产却是利好。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从长远来看，商品出口所得利益要大于镑亏所损失之利……”周学熙和张謇都是大资本家，考虑问题第一就是发展生产。
梁士怡最后发言：“鄙人以为，金本位制虽甚美善，但条件不具备，既缺乏黄金，又一时不易处理白银，不能断然采用。以今世界大势论，银本位自然不无其弊，但我国之大患却是无本位，与其梦想一步到位实行最好之本位，不如行银本位先为之过渡，作改进金本位的预备。我一贯以为，恶本位尤胜于无本位。”
关于本位问题，秦时竹或许不像这几人如此熟悉，但他最大的优势在于洞察历史。金本位虽然好，但实行起来难度甚大，历史上一战结束后，列强迫于经济危机就已经退出了金本位，对中国而言，确实不用赶这个时髦。况且，在一战其间，银价有一次大的跃升，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利好的前景，实行银本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