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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九回 蒋介石挂帅北伐 吴佩孚兵败两湖(上)(1 / 1)

第五九回蒋介石挂帅北伐吴佩孚兵败两湖(上)

话说蒋介石登上了国民党权力顶峰后,广东的局势得以相对稳定。但是,就全国来看,绝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当是时,全国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以东北三省为基地,并将势力扩展到关内,占有北京、天津、山东数省和直隶的北部,控制着京奉、津浦和京汉铁路的北段,拥兵三十万,势力最为强盛。二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英国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占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及直隶的南部,控制着京汉路的南段,拥兵二十万。三是原属于直系,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和上海市,控制着长江下游和津浦路南段,拥兵二十万。此外,还有四川的刘湘、云南的唐继尧、山西的阎锡山、贵州的袁祖铭等地方军阀。各派军阀交错盘踞、分离聚合;时而彼此攻杀,时而沆瀣一气。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搅扰得乌烟瘴气,战火连天;致使百业凋敝,生灵涂炭。

由于大小军阀的胡作非为,激起各地民怨沸腾,怒气冲天。中国共产党乘势而起,派出大批党员深入到工厂、矿山、学校、农村,广泛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推翻基层地主政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呼声遍布大江南北。1926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广东革命政府举行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全力支持广东政权出师北伐”;“在北伐军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地发动和组织农民奋起接应”。随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先后在广州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催促并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号召全国工农民众“一致努力,支援北伐;驱逐列强,铲除军阀”。

面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西方列强十分惧怕南北革命势力联合起来,推翻北洋政府。于是,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出面,极力促成直、奉军阀抛弃前嫌,实现合作,以消灭“南北二赤”,扑灭国民革命的火焰。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奉军和直军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国民军艰苦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京津地区,放弃河南,退往绥远。

与此同时,湖南政局发生突变,原省防四师师长唐生智倾向革命,与广东政府取得联系后,起兵驱逐了湖南军阀赵恒惕,占领了长沙,宣布代理湖南省长。吴佩孚闻变,与张作霖在北京会谈,决定在政治上推倒段祺瑞,支持胡惟德组建摄政内阁,以维持北洋政府现状;在军事上南、北两面出击,奉军继续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而由吴佩孚率兵杀向湖南,并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其他地方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政府。

吴佩孚大军压境,湖南又一次成为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双方激战半月,唐生智孤军难支,被迫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急电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伐之”;决定任命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并命令第四军立即出动两个师,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遣队向湖南挺进,从而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铁甲车队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首倡,报请孙中山同意后,从工人纠察队和黄埔军校中抽调共产党员组成的元帅府卫队,编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管辖。孙中山去世后,周恩来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抽调大批党、团员骨干,在肇庆组建了第四军独立团,委派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是故,叶挺独立团是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主体的革命武装。

1926年6月底,广东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7月4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称:“此次北伐之目的在于建设统一之国民政府。盖因近年以来,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国、日本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欲攻击广东革命根据地。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乃出正义之师,以期外抵列强之恫吓压迫,内除军阀之祸国殃民。”

是时,广东国民政府拥有八个军,计十万兵力。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北伐军总司令部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建议,制订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以主力进攻两湖,消灭吴佩孚;同时分出两支部队钳制江西、福建之敌;而后再集中兵力进攻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最后相机讨伐张作霖。

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总司令就职典礼和北伐誓师大会。国民党、国民政府各要员及五万多军民参加。会场上战旗猎猎,枪炮簇簇,军威雄壮,声势浩大。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向蒋介石授帅印,吴敬恒代表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授帅旗。蒋介石身着元帅戎装,神情庄重,发表就职演说:“中正今兹就职,敬谨誓以至诚,继承先大元帅之遗志,服从政府之命令,努力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苟利党国大业,完成国家统一。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日,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结束省港大罢工,动员一切力量,支持北伐战争;并迅速组建了三千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随后,又动员了数万农民为北伐军运送物资。

是日午后,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调其去上海工作。当即打电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闻信赶往黄埔军校,为周恩来送行。二人一番叙谈后,又相约去蒋介石处辞别。蒋介石一见毛泽东、周恩来同时来访,立即起身,笑脸相迎,并命侍卫沏茶招待。蒋介石捧杯敬茶,道:“昨日偶得龙井新茶,今天正好用来待客。”毛泽东接杯在手,笑谢道:“半壶清泉煮乾坤,一叶香茗品人生。以茶为媒话天下,万事都付笑谈中。”蒋介石笑道:“毛先生好文采、好雅兴。只是北伐在即,二位高才光临,必有指教。”周恩来道:“指教谈不上。我是特来辞行的。黄埔三载,承蒙蒋校长多方关照,临别之际,特表谢忱。”蒋介石惊讶道:“恩来何往?”周恩来道:“刚接我党中央通知,明日即赴上海工作。”蒋介石道:“不可,不可。恩来乃青年才俊,机智多谋,还望继续留在黄埔,以助我一臂之力。”周恩来道:“共产党员纪律严明,服从组织决定,义不容辞。再说,蒋总司令身边谋士如星,猛将如云。我乃无名小卒,留下亦无大用。”蒋介石又转向毛泽东,问道:“毛先生也去上海吗?”毛泽东笑道:“我不去,继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执教。”蒋介石道:“可惜。毛先生智慧超群,文笔新颖,留在农讲所太屈才了。毛先生如果愿意,可来总司令部,帮我处理文秘工作。”毛泽东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还请蒋总司令见谅。”蒋介石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敢问毛先生,对此次北伐有何高见?”毛泽东笑道:“蒋总司令亲率十万正义之师,讨伐乌合之众;此行必能扫荡群雄,统一中国。”蒋介石闻言大喜,禁不住小器易盈,脱口而出道:“强者为王,胜者为尊。当今乱世,群雄逐鹿。谁有枪又有军队,占领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谁就拥有了中国。”毛泽东淡然一笑,慢条斯理地说道:“非也。在中国的版图上,大城市只是几个小点,而广阔的农村才是庞大的面。这就好比下围棋,点小面大,城市处在农村的包围之中,此乃基本事实。换言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的拥护。谁能赢得农民的拥护,谁才能真正拥有中国。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平均地权,要使耕者有其田,可谓是高瞻远瞩。”蒋介石听罢,随声附和道:“孙总理高瞻远瞩、高瞻远瞩;毛先生深谋远虑、深谋远虑。”毛泽东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农民者得中国。”蒋介石是个刚愎自用之人,对毛泽东的论断不以为然,反驳道:“不对吧。我是军人,我以为得天下必须靠武力。现代战争中,飞机、军舰、大炮、铁甲车,乃四大法宝。有此四宝,方能征服天下,一统河山。”毛泽东回敬道:“我是教员,拥有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我的四宝能战胜你的四宝。”蒋介石冷笑道:“那就战场上见。”毛泽东起身告别,道:“好吧。总司令,我们战场上见。”周恩来握别道:“戏言,戏言。蒋校长,我们后会有期。”蒋介石虚与应酬,送出门外。望着毛泽东、周恩来逐渐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心潮涌动,一丝轻蔑之意浮上嘴角:“两个书呆子。日后,若果真兵戎相见,必为吾所擒也。”后人有诗论此次会谈曰:

香茗一杯巧相逢,纵论天下志不同。今夕书斋口舌斗,他年疆场龙虎争。

次日,蒋介石下令,第五军留守广州;第一军大部开赴汕头、梅县,对福建实施警戒;第七军出桂林,向邵阳开进;第二、三、四、六军,出广州、韶关,向衡阳挺进。命令颁发,各路人马纷纷出动。但见兵车辚辚,战马萧萧;红尘滚滚,军旗飘飘。钢枪大炮映日生辉,歌声嘹亮响彻云霄。

北伐军主力所过之处,各地民众箪食壶浆,全力支援,故而一路高歌猛进,顺利向前。而此前,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早已攻占攸县,打开了北伐通道,并与衡阳的第八军结成牢固防线,稳定了湖南战局。待北伐主力赶到后,唐生智指挥大军,兵分四路,向长沙逼近。其时,长沙守敌不足万人,由吴佩孚新任命的湘军总司令叶开鑫坐镇指挥。叶开鑫贪生怕死,闻讯北伐军声势浩大,即率领家眷弃城逃跑。湘军不战自乱,惊恐万状。北伐军大炮一响,湘军纷纷开城投降。长沙城未经血战,顺利攻克;其下辖湘潭、湘乡、醴陵、宁乡、益阳等县城亦望风归降,不战而定。北伐军初战告捷,乘胜收编残敌三万余人,队伍迅速扩大。湖南战局,轻松扭转。

长沙被克,全国震动。北伐军信心大增,斗志高昂。相反,那些心存观望、左右摇摆的小军阀、地方势力则相继倒戈,开始投靠革命阵营。贵州的军阀袁祖铭当日即致电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表示愿意归属革命军行列,参加北伐。蒋介石立即回电,委任袁祖铭为贵州省联军总司令,任命其手下的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并命令九、十两军立即出动,扫荡湖南西部各县之残敌,配合主力军继续北上。

8月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连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首先将收编、投诚的湘军组建为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军,使北伐主力军迅速扩大到十万人;并发布孤立吴佩孚之通电,宣布“凡北洋军将领,能临阵倒戈,率部归来者,即可视其所带人马之多少,委以军长、师长之职”。接着,李宗仁在会上提出建议:“乘吴佩孚各部南北疲于奔命之际,用速战速决之策,将敌援军各个击破,主力直捣武汉,则可进窥中原,收复京津。亦可沿长江顺流东下,进击孙传芳的东南五省地盘。”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完全赞成李宗仁的意见。蒋介石发言指出:“全力攻打武汉,实为良策。但必须防范孙传芳从背后突然袭击。”会议一致认为,要做好孙传芳的工作,争取其暂时中立,以确保主力北上,而无后顾之虞。

次日,根据“打吴防孙”的战略思想,蒋介石向孙传芳发出电报,劝告孙传芳“勿受吴佩孚之伪命,勿扰我革命根据地”;并进而希望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以保东南五省人民之幸福;中正必请于政府,承认兄为五省之总司令”。孙传芳当即回电,一再表示“中立”,其意“只是保境安民”。但他却密切注意动向,暗中部署兵力,并命其在福建的周荫人部向广东边境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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