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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六回 蒋冯阎中原大战 湘闽赣红色割据(下)(1 / 2)

第六六回蒋冯阎中原大战湘闽赣红色割据(下)

朱德、陈毅率领两个团一路急进,顺利占领了酃县。然而,在继续南下,攻打郴州的战斗中遭到惨败。杜修经、王尔琢先后牺牲。毛泽东得知败讯后,立即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南下营救。此时,国民党军队乘红军主力远离之机,向边界发动猛攻。敌军侵占了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大肆屠杀百姓,焚烧房屋。土豪劣绅趁机反攻倒算,向贫苦农民逼债收租,残杀报复,闹得乌烟瘴气,使湘赣边界遭到严重摧残。留守井冈山的第一营,凭借黄洋界天险英勇抵抗,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轮番进攻,保障了根据地腹部未被敌人蹂躏。

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重新汇合,共同返回井冈山。朱德万分感慨地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毛泽东道:“吃一堑长一智,孤军冒进打硬仗,难免吃亏受挫折。”朱毛红军重回井冈山后,总结经验教训,与来犯之敌巧妙周旋,三战连捷:一战攻克遂川县城,歼敌一个营;再战茅坪伏击,又歼敌一个营;三战龙源口,再歼敌一个营;把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敌人全部赶出了边界。接着,毛泽东指导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重建,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

针对一年多来的斗争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认真总结,顽强探索,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反复思考,进行理论概括,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向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做出书面汇报。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广泛存在,广大农村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这就为红军割据和根据地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农村又是反动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最重,有着迫切要求进行土地革命的愿望。这是红军和根据地能够存在的深厚阶级基础。而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华势力范围,支持军阀混战,又使得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分裂,为红军和根据地存在提供了空间。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广阔,战略回旋余地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因此,红色革命政权不仅能够在反动阶级的四面包围中诞生,而且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战略是依托根据地,逐渐的推进,而不是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大城市强攻、冒进。”

一月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回信,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进一步指示道:“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见解,实际上否定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开始明确了共产党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在农村积蓄和发展力量,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民主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

十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并正式颁布执行。该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后,土地即归农民个人所有。土地法的贯彻执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

12月2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来到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次日,宁冈新城举行庆祝会师大会,红军队伍扩大到六千多人,成为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毛泽东大为兴奋,向全体红军指战员宣称:“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地一片兴旺,红军队伍兵强马壮,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井冈山腹地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烟稀少,粮食匮乏。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攻和经济封锁,红军和根据地居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

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何健为“会剿”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从湖南、江西两省抽调六个旅,约三万兵力,分成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

形势非常严峻。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着重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策略: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凭借地势险要、工事坚固的优势与敌人周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吸引敌军主力向江西进攻,减轻井冈山根据地的压力。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茨坪出发。当晚,即向遂川县城发起突袭,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次日,继续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宣传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基本政策是:“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地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在各村镇、路口广泛张贴。“朱毛红军”声名远播,党的政策迅速传开。

旬日后,红四军兵临大余县城。侦知此地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只有少量地方民团防守。红四军发起进攻,几乎不战而克,开进了大余县城。然而,该县没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使红四军陷入了耳目闭塞,消息不灵的境地。

国民党追兵李文彬旅尾随而来,悄然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红四军仓促应战,极为不利。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激战中受伤身亡,部队损失惨重。为了避免和敌人硬拼,朱德、毛泽东下令全军迅速撤出大余县城,转入赣南山区,采取盘旋式打游击的办法与敌周旋。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四军衣单粮缺。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险象环生。红四军数次与敌接战,皆遭失利,尝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一日,红四军转战到罗福嶂山区,忽接寻乌县委书记古柏报告:“敌人五个团的兵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红四军立即掉头向北,朝瑞金方向转移。国民党军的两个团随后紧紧尾追。红军在山中盘旋式行动,牵着敌人的鼻子绕圈子,寻找有利战机。

2月9日,红四军开进到大柏地。这里山高林密,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场所。时值旧历年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已避入深山。国民党军两个团趾高气扬,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此地打伏击战;决定在大柏地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密林中,以一小部兵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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