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惨败的消息报到中央，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山“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半月后，朱毛红军转战到浏阳境内，向文家市发起突然袭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湘军三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军饷。随后，部队继续北上，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由毛泽东任主席。
此时，中共中央又发来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于是。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8月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敌共计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军只有十三个团的兵力。双方力量悬殊，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方案。红军在城外发动进攻，企图诱敌出城。然而，长沙守敌坚持凭借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连续引诱数日，抓不到歼敌战机；部队内部情绪浮躁，要求强攻的呼声甚高。毛泽东难以说服怒发冲冠的下级军官，于是，与朱德联名发出强攻命令，部队迅速投入血战。尽管广大指战员异常勇敢，拼命冲锋，却无法突破敌军阵地。在电网、壕沟、重炮、坚城、火网的重重设防下，红军仅凭肉搏冲杀，除了大量伤亡外，毫无实际成效。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强敌面前忌蛮干，单凭勇敢取胜难。兵家斗智不斗力，惟有事实胜雄辩。
激烈、残酷的城下鏖战，整整持续了十六天，红一方面军打得精疲力竭，长沙城外死尸累累。城中守敌巍然不动，援军又在纷纷赶来。形势危急，毛泽东果断叫停；召开前委会议，严肃地指出：“强攻中心城市，是一种革命急性病。和敌人死拼消耗，会葬送我们这支队伍。”在铁的事实面前，与会干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军从长沙撤出，改为向吉安进军。
数日后，部队撤抵株洲。中共中央又派周以粟赶来传达命令，要红一方面军立即回头，再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公开抗命，而是和周以粟通宵长谈，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周以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同意了攻打吉安的决定。
吉安位于井冈山附近，周围全在红军控制之下，是处在红色区域中的一座孤城，只能靠赣江与外界交通，城中守敌只有邓英所部两个团。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逼近吉安，城中守敌闻风丧胆；邓英率部连夜从赣江潜逃。红军兵不血刃，顺利占领了吉安城。次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的胜利解放，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城中各界百姓喜气洋洋，欢歌载道，迅速掀起了报名从军的热潮。旬日之间，红军又扩大了一万多人。随后，红一方面军分头出动，连续攻克了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县城，广泛开展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队伍也不断得到扩大。至此，赣西南根据地已在二十四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辖区人口二百多万。红一方面军达到四万兵力，各县、乡、区普遍建立了赤卫队，根据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十月底，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调集大军向江西杀来。根据敌情的最新变化，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镇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委联席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的方针。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冒险硬拼。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腹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予以消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会后，第一方面军迅速东渡赣江，返回根据地腹地，待机破敌。
再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调集了十万大军开进江西，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他任命鲁涤平为剿共总指挥，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寻机决战，歼灭朱毛”的战术。鲁涤平大言不惭地保证：“朱毛共匪，乌合之众耳。我堂堂国军一到，即可一鼓荡平。”鲁涤平把手下的十万人马分成三个纵队，气势汹汹地杀向赣西南地区，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一死战。然而，当他带领人马到达袁水流域后，才发现红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鲁涤平大怒，立即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连续发起进攻，但却找不到进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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