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日本侵略者自霸占了东北后，通过伪满洲国操纵了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在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在政治上，溥仪名为“执政”、“皇帝”，实为傀儡。日本关东军作为溥仪的“太上皇”，严密控制着溥仪的一言一行，操控着各级行政权力。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执行“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经济政策，贪婪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财物。《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有权开发东北的一切资源。关东军据此组织经济调查，炮制掠夺计划，以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为掠夺重点。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三井、三菱等财阀势力陆续进入东北，经营各种企业，操纵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还疯狂推行武装移民政策，先后向东北移民一百多万人，霸占大片良田，抢掠大量农产品。在文化上，日伪当局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狂暴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在各级学校一律采用日语教学，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奴化思想，不准学生使用“中华”、“中国”字样，禁止在任何地方悬挂中国地图。
日本通过经济掠夺和大量移民，迅速摆脱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尝到了侵略战争的甜头后，日本便以东北为基地，对华北实行蚕食政策，其第一个目标就是热河省。日满政府开动舆论机器，大肆造谣，称：“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出特使，游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要其尽快“归顺”，出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威逼驻扎在临榆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就范，实行“独立自治”；但却遭到汤、何二人的拒绝。
日军在诱降不成后，便图谋动用武力。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故意在山海关制造事端，随即炮轰临榆城，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其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在江西围剿红军，对何柱国部不予支持，致使山海关在三日内失陷。随后，日军开始向热河省进犯。驻守热河的国民党汤玉麟、万福麟两部大军望风而逃。汤玉麟截留二百五十辆军用汽车，装载珠宝财物、妻妾卫队，惶惶然逃出承德。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个骑兵，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
承德丢失，全国舆论大哗，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蒋介石却有意包庇，为汤玉麟开脱责任，逼迫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由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接替，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舆论。
日军占领承德后，中国军队退守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一线。三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进行顽强抵抗。在喜峰口，原属西北军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奋起御敌，誓以“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白天，他们凭垒阻击，浴血奋战；夜间组成大刀队偷袭敌阵地，砍死大量日军，大刀队勇士亦多壮烈牺牲。日军多次进攻，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在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并肩作战，共同御敌。冷口驻军黄广华师也顽强抵抗，英勇杀敌。日军的嚣张气焰被遏制，不得不停止对长城各口的进攻。双方战事呈胶着状态。
长城抗战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和作战能力。中国官兵利用夜战、近战、白刃战的方式，使日军的优势武器难以发挥效力，受到沉重打击。
长城抗战的消息，通过电波迅速传播。平津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报道、评论，全国各界民众热烈响应，大力声援，要求国民党当局乘势而动，实行全民抗战，收复失地。但是，蒋介石却违逆民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谋求对日妥协。不仅拒绝派兵支持，反而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北平政务委员长，专门负责对日交涉。
四月初，日军大量增兵长城各口，再次发起疯狂进攻。中国守军顽强奋战七昼夜，却被汉奸率领日军从滦东打开缺口，迂回包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军情万分危急。
正当中国守军艰苦鏖战之际，何应钦、黄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北平与日本代表频繁接触，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条件，并屡次电令前方部队按日军指定的路线撤退。长城各口守军孤立无援，弹尽粮绝，泣血挥泪，奉命后撤。
中国守军撤退后，何应钦派北平总参议熊斌赶到塘沽，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正式会谈。熊斌在谈判中俯首帖耳，对日方早已拟好的协定一字不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议》。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一线之西南地区；将冀东、察北、绥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扎，而日军却可以在此自由行动。至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长城抗战起雄风，中国健儿多奋勇。政府屈膝签协议，丧权辱国留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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