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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二回 灵活应变克时艰 教条主义招失败(下)(1 / 2)

第七二回灵活应变克时艰教条主义招失败(下)

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毛泽东从容不迫,既坚持原则,决不放弃符合实际的主张,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次,毛泽覃、邓小平相约来看望毛泽东,谈起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情绪十分激动。毛泽东劝慰道:“个人委屈小,党的事业大。我的党籍还没有被开除,苏维埃主席还没有被撤职;你们的党籍也没有被开除,这就有希望。”邓小平道:“可是,他们整人整的很厉害。”毛泽东道:“这也是一种锻炼嘛。在逆境中,我们都要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毛泽覃道:“可他们免除了我们的职务,不让我们工作。”毛泽东道:“那也不要紧。可以抓紧时间多读书,多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把坏事变成好事,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何乐而不为呢?”邓小平、毛泽覃二人大为叹服。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身处逆境勿沉沦,挫折面前见人品。若有闲暇居斗室,何妨读书做学问。

1933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政策”和“保甲连坐”的新战术,逐步向苏区推进。他自任总司令,以五十万兵力,分成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进行围攻。

与此同时,临时中共中央在博古的主持下,召开军事会议,增补博古、项英为中央军委委员,选举朱德为中央军委主席,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博古不懂军事,但却装成一个内行,反对小打小闹的游击战术,主张大兵团作战,向往狂潮式的革命运动,幻想着在一夜之间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建成红色的苏维埃国家。在他的主持下,临时中央提出将红军主力分成南北两路,分离作战,实行“堡垒对堡垒,两个拳头打人”,主张与敌人进行死打硬拼的“正规战”。

九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立即以“太上皇”的身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博古盲目迷信李德,坚持成立了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彻底剥夺了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从此,红军作战的决定权、指挥权完全掌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是德国人,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下命令要靠翻译,听取战斗汇报也要靠翻译,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一无所知,仅靠一张既不详细又错误百出的地图指挥作战,随心所欲的发号施令,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重机枪摆放在地图的某一曲线上,都要给前线部队严格规定,强令战场指挥员必须无条件执行。不服从李德的命令,就是不服从博古——博古自命代表党中央,担任着苏区党内的最高职务——而不服从博古,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就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就地枪决。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北线的红军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血战十余日,损失惨重,被迫放弃黎川。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不是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在军队中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将前线指挥员萧劲光污蔑为“临战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由于军委委员毛泽东、王稼祥的坚决反对,萧劲光才免于死刑,但却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并判处五年徒刑而关进监狱。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就向博古表示,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主张红军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却被博古予以否定。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又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强令红军主力收复黎川,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在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硬拼,结果全部陷入被动挨打,节节败退的地步。

毛泽东没有军事指挥权,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工作之中。他召集各县干部会议,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演,强调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政权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满足了群众的要求,群众才会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战争的发展来看,决不能忽视各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会上,他布置各县、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

由于敌我双方不断进行拉锯式战争,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经常受到破坏,发展很不平衡。毛泽东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全面检查土地分配,巩固土地改革成果,保障翻身农民和红军家属的切身利益,为反围剿战争奠定群众基础。

十一月底,传来了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的消息。毛泽东闻讯大喜,极力主张与福建政府联合,打破敌人的封锁。他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敌人的围攻线,跳到堡垒群之外,纵横驰骋于浙江、江苏、湖北地区,迫使敌人撤兵回救,即可粉碎其向苏区根据地之进攻”。然而,博古、李德却把国民党内的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反对与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又害怕红军主力突围后会丢失苏区根据地,坚决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结果,错失了一次打破围剿的良机。

1934年2月,蒋介石平息了“福建事变”,又集中优势兵力围攻苏区。北线的广昌保卫战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敌人打破,整个局势日益危急。博古、李德亲赴广昌前线去督战,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到四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带领数名警卫离开瑞金,前往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赶到会昌的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随后,他与何长工一起视察前沿阵地,向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指出:“你们打得很好,坚持了半年之久,阻挡了敌人的进攻。现在应该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股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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