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关键人物便是张浚，只不过此时并未来到西北。
排挤王庶、自己又被反咬了一口，做为曲端的长期属下，深知曲端过往的吴阶心中不得不忧惧起来，但此时吴玠只能隐忍。
对抗金军，西军其余各路军马、甚至一些关陕义军，是如何轻信了曲端的合兵并进之约而导致惨重损失、甚至魂断沙场。
同样吴玠也不会忘记，曲端为了排挤朝廷特使、文官王庶，坐视金兵围困延安城而不救，而后却以失地之罪反咬王庶一口，险些置他于死地；此外多少与曲端同阶同级的将领、多少与曲端互不统属的义军首领，都在不知不觉中着了曲端的道儿；甚至身受朝廷保护的特使，也要受曲端的钳制。
自己身为属下，曲端对他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他的命既然被曲端盯上了，也就等于危如累卵。
所以，吴玠恨曲端有理，却不代表他诬陷曲端谋反有理，这个是非还是要明确的。
纵观两宋交替之时，曲端所做所为，身为南宋初年西军统帅的曲端得罪下的人还真不少，活人和死人都有。死人，逝者长已矣，倒也不用担心虚无缥缈的魂魄会来找他算账；活人，就大大的麻烦了，都在攒足了劲儿等着、策划着曲端的现世之报。
只是吴玠心中明白，处置曲端只能由上面来处置，自己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一直将这份怨愤埋于心中，直到等到那个该出现的人出现。
……
建炎四年，张浚提出经营川陕的建议，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
曲端虽然在西军中有诸多的不良记录，但曲端的能力在刘法、种师道、种师中、刘仲武等一干西军名将凋零后，却是首屈一指的。
初到川陕的张浚，多少具备了驯服曲端的条件，而且张浚对曲端也是十分厚道的，在宋高宗赵构己经对曲端开始生疑之际，张浚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意，这是对曲端的救命之恩；筑坛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是对曲端的知遇之恩。
迅速协调、整顿西军诸路人马，使得上下同心戮力，一致对外，是张浚的行政之才；汰庸者而选贤将，用赵开而拓财源，使得西军在无粮饷之忧，是张浚的识人之才。恩同再造、才足折服，可以说，曲端至少在富平之战前是对张浚满怀感激和崇敬的。
表现就是，富平之战的战前军事会议上，曲端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固然是出于他军人的本能、责任感和他一贯的用兵之道，但又何尝不是对恩公的善意提醒，只不过曲端的语气不大好，不忍见恩公在决定宋、金命运的决战中遗憾终生。所以说曲端在这一点上还是厚道的。
否则，曲端若真怀着夺取排挤之心，大可以像之前一样，听凭张浚实施他那漏洞百出的作战方案；败了，轮不到他这个具体实行者承担责任，倒足可叫凌驾于自己头上的张浚在四川无法立足。
可以说曲端是个争权夺势的好手，但在揣测人心或是为人处事上却差的远了，终于因在用兵一事上，不知言语高低的曲端彻底得罪了张浚，张浚也因为自己的提携的这个下属不给自己脸面而勃然大怒，将处贬为团练副使。
曲端是身经百战的武将，自然深知兵事，在看了张浚的作战计划之后，就看到了各种漏洞失算，而张浚也没有听取曲端的任何建议，事情也正如曲端所预料的那般。
从曲端与张浚有争议的开始，环绕张浚的光环便开始迅速褪色，崩坏；战场上的惨败、逃路上的狼狈，难道还会让曲端对张浚存着当初的敬畏之心？以曲端的为人与性格，自然不会。
西军一连串的败仗与人心惶惶，足以证明张浚并不比之前那些文官高明多少，曲端当年能不将王庶放在眼中，自然对张浚的敬畏之心既退、轻蔑之心即起。
因为张浚有了冲突，又受朝廷怀疑，曲端受到了贬职的处理，做了团练副使。然而在张浚指挥的富平之战宋军失利后，曲端有了一丝复起之机。不止是吴玠、王庶等人坐不住，便是张浚也坐不住，他们必须将曲端这一丝复起之机扼杀在张浚的府衙里，为了自保也为了报复。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自然是制曲端于死地，死人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于是，吴玠和王庶都想到了“谋反”这个万劫不复的罪名。
王庶、吴玠自然不愿看到曲端东山再起，而张浚也知晓王庶是如何被曲端压的抬不起头，曲端起复后能不能与自己密切配合还是一个问号，而且富平之败后，面对金军即将入川的危局，曲端能不能像吴玠那样心甘情愿地死守和尚原，也是未知数。
其实张浚更怕的是，曲端会借着朝廷追责自己富平之败责任之时，趁机攫取川蜀的最高军政大权。事实上以前曲端就是这样对付王庶的，正所谓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谁也不敢保证曲端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文官喜好面子，张浚自是十分看中自己的面子，虽然这个面子在富平之战后己经丢的差不多，但愈少便愈要珍惜。
吴玠激起了张浚的虚荣，启发了张浚的思路；王庶给张浚提供了证据，尽管这证据连傻子都骗不过；康随充当了张浚的刽子手，最终让曲端死无全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