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戏剧家甚至还会把他希望观众理解的现实意义通过演员直接点化出来，貌似生硬，实质是对这种豁口的高度利用。中国古典戏曲舞台上的丑角，常常不顾剧情、“不合时宜”地把某些现实针对性一语挑破，使观众由惊愕到启颜。汤显祖所谓“丑净诨语，直刺世情”，大抵就是指这种情况。这些艺术技巧，对于注重幻觉的戏剧观念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与布莱希特追求的“间离效果”却不谋而合。
在剧场内，第二组反馈关系出现在演员与演员之间。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指出：“我们在舞台上交流的困难和特点就在于我们跟对手和观众的交流是同时进行的。”如前所述，体验派演员与观众的交流隔着角色的中介，因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之为“间接交流”；也有“直接交流”，那就是演员与演员间的交流。他说，演员“与舞台上的对象直接交流，通过它与观众发生间接交流”。关于演员在舞台上交流的方法、途径和艺术要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门生们研究得非常细致，他们力图交付给观众一个联系紧密、融会贯通的舞台天地。
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心理递接，是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后必然会产生的。无论哪一个演员，都是戏剧情境的制造者，又都是戏剧情境的感受者。他既对同台演员施加影响，又承接和感受他们的影响。每个人都能成为其他人的“镜子”，也都能找到自己的“回音壁”。在舞台上，一个演员发出的信息，立即便能在同台演员中获取回流。
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反馈也可能起到消极的互相损害的作用。如果有一个演员由于某种特殊原因破坏了已造成或正在制造过程中的戏剧情境，那么应该对他直接作出反应的演员首先就失去了反应的分寸，而第二、第三个反应者也会变得手足无措；反过来，这位出问题的演员本身也是上一个演员的言行的反应者，当他失度的时候，上一个演员也会因此而产生疑惑，失却自信。英国著名演员劳伦斯·奥利弗曾真切地描述过这种可怕的情景：
假如你一时走了神，忘了一句台词或一个字，你就会把别的演员扰乱了，也乱了自己。而且肯定是这样：有一个演员忘了台词，另一个也跟着忘，一个一个跟着忘，在整个一出戏里形成连锁反应，就像得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
正是出于对这种恶性现象的提防，奥利弗十分重视舞台上的协作，注意演员间“无条件地互相爱护”。
演员间的反馈情况，也不是演员本身所能完全掌握的。例如剧本中角色关系处理的疏密，就在根本上决定了演员间的关系。很多高水准的演员特别喜欢在那种人物关系看似疏松的剧本演出中大显身手，因为这样的剧本为他们的现场反馈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契诃夫的剧本就曾经为莫斯科第一流的演员们的心理默契和心理递接创造了条件。
除剧本外，演员们的自身气质也影响着他们在台上的关系。布鲁克说：“每当属于同一类型的表演风格的演员同台演出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老演员在一起演得很好，青年演员在一起也演得很默契。可是一旦他们合在一起演出，无论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如何相互尊重，结果通常还是一片混乱。”于是，导演必须花费大力，“使这群混杂的人凑在一起，共同寻求相互直接呼应的途径”。
在剧场内，第三组反馈关系出现在观众与观众之间。
观众的成分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复杂的。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难发现，在剧场里，各种观众要比他们在生活中更能取得一致。西方戏剧家常常把观众称为“只有一颗心的多头巨人”，就形象地说明了这种集体性。
明代文学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
魏珰败，好事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扬台，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一人上，白曰：“某杨涟。”口口谇曰：“杨涟！杨涟！”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怒气忿涌，噤断。至颜佩韦击杀缇骑，呼跳蹴，汹汹崩屋……
请看，对暴虐的仇愤和对反抗的赞颂，大多数观众的态度十分接近。这种由特殊的社会政治空气决定的剧场心理气氛，古今中外曾一再出现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生动地记述过他的剧团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夕上演易卜生的名剧《斯多克芒医生》的情景：
在著名的喀山广场大殴斗发生那天，我们正在彼得堡巡回演出，上演《斯多克芒》。前来看戏的观众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教授和学者。我记得坐在正厅里的几乎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由于那天的悲惨事件，观众极为激动，他们抓住哪怕是最微小的关于自由的暗示，对斯多克芒的每一个抗议字眼都有所反应。而且在剧情进行中，往往会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爆发出一阵有倾向性的掌声。这是一次政治性的演出。观众厅里的气氛激昂到这种程度，仿佛每分钟都在为停演和被捕而准备着。
检查官们在《斯多克芒》每场演出时都到场监视，只许我，扮演主角的演员，按照检查通过的台词来讲，如果我讲出一句没有获得通过的台词，他们就要来找我的麻烦。这天晚上他们对我的监视更加严格了，我不得不加倍小心。角色的台词经过多次改动，忽而删掉，忽而又添上，这就很容易说错，或者说出多余的东西来。在最后一幕，斯多克芒整理着被群众捣毁的房间时，在一片凌乱中找到了前一天出席大会时所穿的那条黑裤子。看到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斯多克芒便对他的妻子说：
“一个人出去争取自由和真理的时候，千万别穿好裤子。”
剧院的观众不由得不把这句话同白天在喀山广场上发生的大殴斗联系起来，在那里大概也有不少好裤子为了自由和真理而被撕破了。这句话才一说完，观众厅内便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表演只好停了下来。有几个人还离开自己的座位，光脚跑到前面来和我握手。
观众原是一些不善于激动的白发学者，在特定的社会空气下竟会激动到这等地步。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观众情绪的集体性，不仅表现在显而易见的地方，而且也表现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最微小的关于自由的暗示的所在”。这说明，观众的群体，并不因成分复杂、人数庞大而表现得迟钝，也不仅仅只能取得粗框架上的一致。“只有一颗心的多头巨人”也会是极其灵敏的。
如果说，以上两例是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那么，人们发现，即使不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大多数观众的集体性也依然存在，而且也可以表现得非常强烈和一致。例如，1939年春天，挪威国家剧院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访问演出，演出的也是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当时当地并没有太明显的社会政治触发剂，但观众席里的情景竟是如此：
观众不仅疯狂地喝彩，还用脚跺地板，并且把椅子摇得嘎嘎作响。
显然，一种对妇女社会命运的共同关注，被演出提挈起来了。
维也纳旧格剧院
观众与观众互相传染、互相影响的问题，越来越引起艺术家们的注意。他们发现，戏中可笑的内容，总有几个观众首先感应到并发出笑声。尤其那些微妙的笑话，最早领悟的观众总是少数。他们的笑声提醒了邻座，使更多的人获得了理解，爆发出笑声。即使有一些并未真正理解的观众，也被周围的笑声所融解。这样一来，那几个最早发出笑声的观众又会有新的兴奋表情加入，借以表达对自己“先觉”的满足。就是在这种互相递接中，观众间取得了一种平衡和统一。奥·威·史雷格尔曾论述过这种现象，他说：“这时每一个人看见周围的人和他自己同样受到感动，彼此原来素不相识，一下子变成莫逆之交了。”他还把这种集体性的感受力和反应力描述得非常神奇：
多数人彼此之间这种外显的精神流通，几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它加强了平时总是隐藏起来或只向密友才倾吐的内心情感。由于这种精神流通，我们对它的有效作用已深信不疑。在这么多的同感者之中，我们感觉到自身的强大，因为所有的心灵与精神汇合成了一条不可抗拒的洪流。
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传染性，也可出现干扰演出效果的作用。观众是比较轻信的，对于剧情和邻座都是如此。一个在生活中像顽石一样坚定而木然的人，一旦置身于剧场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邻座一声轻轻的抽泣可以使他的心弦也微微颤动，而邻座所发出的不信任的一哼，也可以在他的审美目光中蒙上一层疑虑。即使是那些对所演的剧目极有信心的人，也很怕与那些审美趣味迥异的人一起看戏。这本身就表现了人们在审美心理上的脆弱性。
坐闹市通衢而读书，听觉上的干扰可以扰乱阅读心境，但并不涉及书本内容。剧场里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即使是邻座最愚劣的议论和品评，也会造成正常审美程序上的顿挫，甚至造成实质性的破坏。有主见的观众当然不会放弃对这部作品的基本理解，却有可能对眼前的这台演出减少信任，抱怨它在艺术处理上的失当。这就是观众的心理传染对审美效果的干扰。在剧场之中，不满的星星之火会燃成一片大火，把整个演出葬送。对演员来说，这种传染性不啻是一场瘟疫。
上述剧场内的三组反馈关系，同时发生，互为因果，流转往还，组合成整个戏剧空间内的集体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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