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民族经过千百年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终于在十三世纪掌握了一种能够充分展现主客观关系的感性形式
，这就是元杂剧这个庞大的艺术系统之所以产生的美学根源。
十三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已越过了它灿烂的高峰。宋代虽然把封建的思想文化推到了空前精细的地步，但国计民生的江河日下，也发展到完全无力对付金元侵略者南下的程度。二帝被俘，朝廷南渡，抗金失败，奸佞掌权，西湖歌舞，负帝蹈海……这些事，组合在一起，不能不给人们带来深深的失望和惆怅。至高至尊的封建朝廷和封建理念，被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整个民族产生了由汉代以来最深的郁闷。南北朝时代的纷乱，安史之乱以后的黯淡，都不能与之相比。
杜甫描写离乱的苍凉笔触，刘禹锡咏史的深切诗句，都已不能充分地排解十三世纪中华民族的心理郁闷。辛弃疾、陆游的慷慨言词尚在耳侧，然而，“沙场秋点兵”的，已是蒙古铁骑，“但悲不见九州同”，已成为一种长久而苦涩的叹息。而那位紧蹙愁眉的女诗人的精雅吟唱，则更是显得太微弱了。
总之，过于严峻的客观生活，不仅仅向少数先进的斗士，而是向整个中华民族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向封建时代广大人士习惯了的理想、追求、观念、秩序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换言之，十三世纪，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主观目的性与客观现实的普遍分裂。以往种种足以流行、传世的艺术形态，都是反映当时当地主客观关系的感性形式，此时此地显然都已不足为用。在审美意义上说，它们已不能充分地表达人们的情绪，已引不起时代性的共鸣。
就个人而论，可以用种种消极的方法来处理这种主、客观的矛盾。例如，有的知识分子决心不再为文，“断其右指，杂屠沽中”。但是，整个民族不会如此，整个敏感的知识阶层不会如此。他们总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调整自己的主观目的性，使之足以与客观现实相抗衡。他们很快就发现，只有以更响亮的声讨，更完整的揭露，更深沉的讴歌，更直观的呈示，更系统的展现，才能与内心巨大的郁闷相应称，才能与外界浓重的黑暗相应称。这种新的平衡和协调，首先体现在审美关系上，所产生的感性形式就是元杂剧。
就这样，诗情勃郁的文人不再仅仅作个人情感的飘逸抒发，而是以自己艺术表现的才华点化出整块的生活实象，来大幅度地把握客观世界；舞台艺术也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嬉戏娱乐为主旨的倾向，以自己新的度量变成人们进行主客观较量的中介物。众多的艺术家，无数的观众，声息与共；一批批的剧团，一批批的新作，现于一时。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在以美的方式集中喷涌吗？
整个元代杂剧，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十四世纪初年（更严格地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以后，为后期。我们所说的元杂剧的黄金时代，是指前期杂剧。统观这一时期的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第一主调是倾吐整体性的郁闷和愤怒
，第二主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
。
第一主调，着重于揭示使民族、人民和个人陷入困顿的客观现实；第二主调，着重于重新确认和加固新的精神力量。当然，怒目逼视客观世界的恶势力时免不了也要出现讴歌的对象，笑颜称颂正面的精神力量时又难免要树立对立面，两者交相融汇，不可分割；然而侧重还是明显的。第一主调大多表现恶势力对善的侵凌，以悲剧和正剧为多；第二主调大多表现善对于恶势力的战胜，以喜剧为多。至此，长久闪烁在以往戏剧雏形中的悲剧美和喜剧美，才构成完整而成熟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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