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是不是觉得,我们这几年的文化研究,太过于理性化了?
答:不。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理性活动,但是如果与感性体验结合起来,效能可能更普遍。我们周围的许多感性物象,都可以成为理性思考的依据和诱发点。文化是一个大课题,它没有理由排除大量可触可摸的切实现象,也没有理由排除逼近它们的多种途径。
问:这一来,就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文化游记。
答:这种文化游记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把作者自己的文化人格与山水互相厮磨。“人气”不重的游记,罗列文化知识再多,也很难出色。个人与山水周旋,实质上也就是现代人与曾到过此地的先辈们周旋,从而产生人格比照。这样,山水便真正热闹起来了,文章也有了生气、变得大气。这是我的向往。
问:您的这些散文,在文句、意境上相当讲究,好像是受了杨朔散文的一些影响吧?
答:希望不是这样。对杨朔的散文,我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他老是用一虫一叶、一石一木来比喻一种人的品质,所比喻的品质又大同小异,几篇一读,知道了他的“嫁接”常规,兴趣就不大了。他的散文的长处,是在写景叙事处很有些意境,有词章色彩,只是又稍嫌雕琢。
问:那末,您喜欢哪些散文作家呢?
答: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叶圣陶、朱自清、巴金、沈从文、孙犁。漂流海外的作家中有梁家秋、余光中,还有一个在大陆不太知名的叫思果,我也挺喜欢。柏杨、龙应台机敏、爽利,对当代散文的新形态有一种重要的启示。在内容立意上,我可能更喜欢一些外国散文家,心态自由、学养深厚、气韵恢宏、裁夺奇崛,一种从人生格调中自然流泻出来的幽默和洒脱,扑面而来,连东方的泰戈尔和川端康成,也不例外。
问:您对中国散文的发展前景,有什么想法呢?
答:取决于文化人格的演进。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课题,其他艺术门类也是如此,但又以散文为最。我重视散文“自然流泻”性质,而不赞成首先在形式结体上研讨过多。散文,是作者与读者在艰辛的人生长途上小憩时的悄声对话和共同思索。离开了当代民族性的人格变动而铺张出一个单独的繁荣,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过去出现过的“散文年”,不值得过多留恋,或许,中国散文的新起步,倒要以发现过去“散文年”的某些弊端为出发点。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我们前一辈散文作家的意思,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又不能不正视历史。
问:我想,只要是有历史感的作家,都是会有雅量的。
您看,我已经当场犯了一个大错误,自己写了散文而又评述了散文,很容易被人误解,也许有人会以我的评述来讥刺我自己的散文。这真是自设陷阱了。若要把今天谈话整理发表,千万想法给我留条活路。
(载1989年5月《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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