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台湾富士康公司在大陆深圳的工厂接连发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楼自尽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湾报刊上最常见的一种分析是：由于贫富悬殊，这些独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抚恤金来奉养父母。您的看法如何？
答：
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猜测。请台湾朋友按照常理来推断几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些年轻工人的父母现在多大年岁？四十多岁，正当盛年；等他们失去谋生能力还要多久？二三十年。这些年轻工人全都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并且身处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和公司，怎么会用今天的生命换取一瓢水，去浇灌二三十年后的老树根？
他们的自杀，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关及生命哲学。请想想，他们把自己放在上班的一家工厂里，也只是四十万分之一，而他们，又恰恰是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生命意义的。如果他们真是老一代的农民工，那还有意义，就是企盼今后“衣锦还乡”；如果他们真是老一代的孝子孝女，那也有意义，就是准备今后奉养父母。但是，现在故乡和父母都不需要他们承担这种意义。找不到任何意义的生命飘若游丝、轻如烟雾，产生了一种滑落于悬崖绝壁般的失重感。这是群体生命的当代困境，集中呈现于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动的时空中。学文科的同学应该领悟此间深刻的人文蕴含，千万不要作低俗的解释。
问：
几个月前听您在台湾的一个演讲，说到大陆湖北省一群不会游泳的大学生，为救溺水的儿童手拉着手走进危险水域，结果发生不幸，这让我深为感动。但是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大陆一些人报道，大学生遇难后，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还在讨价还价。这让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恶的深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也许，媒体应该隐恶扬善？
答：
我不相信那个地区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因为近年来显然没有发生赤壁大战，也没有在这里发动诺曼底登陆，没那么多尸体。
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捞费，也不奇怪。善、恶、义、利，本是交错并存的，不必“隐恶扬善”。
问：
我和同学去上海，觉得那里人潮拥挤、步调紧张；而上海的朋友来台北，都很羡慕这里的民主、多元、方便、夜市、小吃、通宵书店、流行音乐……我们是应该在自己适应的地方谋发展，还是应该到竞争激烈的地方去磨炼？您对上海和台北都很熟悉，能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吗？
答：
你对上海的印象，是任何人初到一座陌生城市的共同感觉。其实上海有太多“寂寞梧桐深院”，例如我的台湾朋友登琨艳在沪东的掩荫园落，杨惠姗、张毅在沪西的畅朗府邸，都安静得自成日月。
你所说的“上海的朋友”对于台北的“羡慕”，态度很诚恳，但请不要过于相信。如果哪一天大陆居民可以自由移居台湾了，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上海人不会选择台北，而宁肯选花莲、苗栗。我太了解他们。
从你的年龄和你提问的语气，我建议你更勇敢地摆脱对于熟悉生活的陶醉，去开拓生命的空间，当然未必是到上海。
问：
台湾也有孔庙，安静幽雅，总能感受一种对圣人的缅怀之情。但近年去山东，“孔子热”延烧，到处闹哄哄，据说还要打造更豪华的纪念地，收费可能也更贵，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答：
我听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仅仅是文化界的现象。历代皇帝祭孔，仪式宏大；普通民众朝圣，更喜欢热闹。圣人塑造社会几分，社会也塑造他几分。如果你不喜欢热闹，那么，你安静了，他也安静了。这就像端午节各地民众热气腾腾地赛龙舟、吃粽子，并不影响我们读《离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随俗”一点。中国文人常常过于自命清高，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增加一点尼采描述过的酒神精神，在民众狂欢中醉步踉跄、融入人潮。
问：
读深邃细腻的文学作品，总觉得简体字无法到位，您有同感吗？听说大陆也有人提出要逐渐回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答：
你的感觉，只是阅读习惯。我两种字体都读，没有同感。简化汉字，包括简化字数、笔画、异形、异读、古读等很多方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代代都在做。现代的简化汉字运动，始于二十世纪初，比五四运动还早，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过好几个简化方案。五十年代那一次，又包含着“扫除文盲”的急迫性。其实，很多简体字是历代草书中反复用过的，因此连胡适之先生也十分赞赏。我不知道大陆有人提出回复繁体字的理由是什么。在电脑可以轻松自由地选择字体的时代，有这种硬性命令的必要吗？因为这既要改变十几亿人的文化习惯，又要花费天文数字的资金，谁敢下这种命令？连终身只会写繁体字的毛**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他只是让自己的诗词印了一些繁体字版本送送老人而已。
问：
现在世界的文化潮流，是模糊“精英”和“通俗”的界限，又促动“全球”和“本土”、“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竞争。请问余教授，文学应该如何在这些概念之间觅得定位？
答：
文人最无聊的事，是为了讲课和论文，硬行切割出很多界限，再研究这些界限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只要低头看看自己，万物皆备，百学可通，哪有什么界限？歌德说得好：“人类靠着聪明分割出很多的疆界，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文学不是在界限的夹缝里寻找定位的可怜角色，而是自由的精灵，无处不在。
问：
在网络出现前，人类只有两件事平等：出生、死亡。现在有了第三件：网络。当今的人类，最大的区分是“数字化”和“非数字化”，您同意吗？
答：
不同意。人类的最大区分，还是善良和邪恶。
问：
台大学风自由，但是有一些漂亮女生频频在影视中亮相，也引来师长们的批判，认为这牵涉到“公德”、“行为模式”和“社会期待”，您同意吗？
答：
不同意。美丽是一种文化价值。欧洲文艺复兴这么伟大，仔细一看当时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发表，只有几位画家和雕塑家呈现了人体的美好。
一所大学的女生频频亮相影视，证明她们各方面都广受观众欢迎，这是十分珍罕的事情。讨论她们该不该出来，十分可笑。这就像上海的某所大学如果一直在担忧学生都成了姚明、刘翔该怎么办，是不是有点滑稽？
问：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散文会不会像诗歌、小说、戏剧的花样翻新一样，蕴蓄着一种突破？
答：
文学的优劣，无关新旧。文学的院子非常巨大，我希望同学们多在里边游览欣赏，并投入自己的几分劳动，而不要老想着破墙挖洞。文学和科学的区别，也在这里。
问：
当今的散文中，常常出现虚构的内容，您赞成吗？
答：
散文是内心的直接外化。一个人的内心很可能有梦幻、冥想、寓言、童话的成分，因此也有了虚构。请读中国散文之祖《庄子》。
问：
在网络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大师”的尊称，在台湾也有，不知道有没有准确的定义，是近似于“桂冠”，还是近似于“爵位”？
答：
“大师”的称号，最早还是台湾给我的。很多年前马英九先生主持我的演讲，一开头就当众称我为“大师级的文学家”，我很惭愧。但在大陆，这个称号很通俗，一般指三种人：第一种，路边算命卜卦的人；第二种，民间工艺大师，例如根雕大师、刺绣大师、紫砂壶大师……其实是对亲自动手的“大师傅”的美称；第三种，追悼会上的往生者，一个学者死了，称“国学大师”，一个画家死了，称“绘画大师”，依据的原则是“死者为大”。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以我的名义设立“大师工作室”，有一番苦衷。他们说，大学的理工科设立了很多高端研究所，但文化艺术没有。因此经过评选，设立了两个，除我之外，还有九十八岁的周小燕教授的“大师工作室”。在我的工作室挂牌那天我对记者说：“一个人先做大人，后做老人，因此老高于大。我做了几十年老师，现在降老为大，不算什么。”
问：
余教授，我们都非常喜欢您锐利、幽默的回答方式。知道您无心多涉世事，却有一种“旁观者清”的痛快。我们准备了一些“一句话问题”，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回答”，作为“闪问”的结束，可以吗？
答：
试试吧，否则今天走不了。
问：
中华文化几千年，最普及又最不与其他文化重复的精神价值是什么？
答：
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
问：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最缺少的是什么？
答：
公共意识、法制意识、创新意识。
问：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在精神文化上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答：
普及了“以人为本、生命第一”的观念。
问：
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答：
在“民意”旗号下的民粹主义泛滥。
问：
民粹主义的恶果是什么？
答：
暴民得势，变成舆论，吞噬文明。
问：
现在的中国大陆，您比较乐观的领域是什么？
答：
经济。
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