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很多文化教育削减了人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文化教育来抗衡，让人在更高意义上恢复本真。简单说来，有人在堆积障碍，有人在排除障碍。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风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
问：
这不是很悲哀吗？
答：
就像都市之夜，最风光、最得意的一定是经销商和消费者，而不是清道夫。经销和消费的时间一长，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城市垃圾和身体垃圾。我在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发觉文明历史越长的地方现在越坏，几乎成了一种“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几千年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却已伤残凋零。最后，真正伤残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区，那些国家，那些文明。
问：
我听您多次说过，中华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难道它一直拥有足够的“清道夫”吗？
答：
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是复杂的。也有人想多说一点，但抬头一看这位最有辈分的老祖宗默然在上，也就不敢说了。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仅覆盖面积就是世界其他文明总和的十几倍，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这就像大海，算起来每天有多少垃圾倾注在里边，却因为大，日夜翻卷、移动而自我净化，构成了一切小逻辑都解释不了的“体量逻辑”。
问：
您所说的“体量逻辑”很深刻。体量大，除了空间，还有人口，那也是一个“做减法”的大海。历来被写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种种“大事”，绝大多数民众一无所知，因为文盲的比例十分惊人。这会使文化财富和文化垃圾一起走向低效。我们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落后，他们都向往着西方那些沙龙、学派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师未必这么认为，您甚至会觉得，中国民众对学理的隔膜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是吗？
答：
你很棒。所谓“低效”，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低消耗”，近似于物理学上的“低熵”。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背得多一点，是为科举。那些评古论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关系不深。如果这些人成了气候，空论、激论、偏论泛滥，对谁也没有好处。
总之，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灌输，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问：
在我们刚才简短的请教中，秋雨老师随口道出的一系列重要观念，与目前文化领域的多数教授讲的都不一样。例如，您认为文化的最后成果不是文本形态，而是集体人格；您认为世间很多文化行为起到的是负面作用，真正的文化大道反倒与人心良知相关；您还认为中华文明因“低消耗”而长寿……这些观念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怪了，一听就接受，而且很兴奋。我通过看在场其他同学的眼神，知道他们与我有同感。顺着您的思维高度，我想问一个难题：既然中国文化对高深学理比较淡漠，它又通过什么方式把民众的直觉经验与大道人心、集体人格融合在一起？
答：
我的回答也许会让你们吃惊：艺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征战，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向于艺术。请你们注意孔子在《论语》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两度概括。第一度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度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通过修身的方式获得人格享受。李泽厚先生把“游于艺”、“成于乐”说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赞同。
问：
中国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即使在讲述古代文化课程，说着说着又缠到政治上去了。讲古代文人的生平，也常常强调他们的仕途坎坷。因此，您说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更偏向艺术，我听起来有点新奇。但是细想之下确实也有道理，中国的唐诗、宋词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一直是历代最流行的“公众人物”。连那个政治人物李煜，风传世间的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这一些，能不能成为您的观点的证据？
答：
可以，但事情比这些证据大得多。按照古代圣哲对于中国文化的设计，“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传统。“乐”是艺术，这一点你们也明白；但我要告诉你们，连“礼”也是艺术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为方式。因此，所谓“礼乐传统”，也就是古代圣哲为中国社会构思的一种“美的宗教”。
“礼乐”是比较隆重的仪式，而在日常生态中，中国文人习惯用诗书琴画来“怡情养性”，也就是用艺术标准来塑造情感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艺、诗、乐等等美学行为，成了情感的终点、人格的终点、社会的终点、精神的终点。
问：
您多次说过，我们目前在攻读的《中华文化史》课，必须改变这种历史误解。对此，我们作为学生，应该作哪些努力？
答：
我提四点要求，请你们参考——
第一，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从古代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要摆脱历史性的心理暗示，让精神价值、集体人格、礼乐传统等等重要命题一一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独立行走。
第二，抢救你们的感觉系统，警惕你们的思维习惯，拒绝课堂上常见的刻板、枯燥、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你们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
第三，每次开课前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减少进入新课的陌生感。但切忌准备过分，以免在课前形成固执的观念，而应该在课程中自由寻路，不断重塑自己。
第四，请密切配合我们的课程对于伪完整、伪均衡的彻底突破。在我看来，学术文化上的完整和均衡，大多是为了虚撑规模而削足就履的结果。我只愿选取一些关键门径进入，一旦获得了大感觉便戛然而止，不再滞留和厮磨。例如，我认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精彩勃发，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已大体完成，以后的成果只属于余绪的范畴了，因此我所投放的注意力也完全不同。这就像对一座名山的鉴赏，只需细细品味几个最峭拔壮观的景点已经足够，而不必走遍山区每一个村寨、沟壑。如果走遍，反失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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