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人呢，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但是这种抱负是政治性的，在封建集权下，没法实现，所以只能流于空谈。一代代空谈下来，就严重地降低了文化的有效性认知。
对于这个问题，在明朝末年的凄风苦雨当中，已经有一些知识分子作出过沉痛的反思。他们发现，那些高尚的文人基本生态可以用两句诗来表达，那就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简单说来就是一生都在空谈中等待危险，如果能够等来危险的话，就用生命来报效朝廷。这确实与一般的投机小人不一样，但问题是危险真的来了，这些高尚文人真的管用吗？学者李光地分析了著名的理学家方孝孺，把他作为例子来说。方孝孺大家知道是十五世纪初年一场政权争夺战当中建文皇帝一边的首席智囊，失败以后死得很惨。但细细回想起来，他为建文皇帝所出的主意，每一个都犯了可笑的错误。
李光地说，在平日，方孝孺先生被全社会推崇为“旷世一人”，但是如果让他来处理危机的时候却全错了，问题就在于他的学问大有问题。
李光地还分析了另外一类的高尚文人，不断地为某一些政见顶撞朝廷，等于是自寻危难，非常勇敢，例如有一个一次次与崇祯皇帝当面争论的黄道周，他就是典型。但仔细一想，他的那些政见，就是在勇敢包裹下的政见，实在是迂腐可笑，对天下苍生几乎是毫无意义。李光地认为这是犯了“行有余而知不足”的大病，也就是说行动有余，见解贫乏，以空洞那种勇敢来取消文化的思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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