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希腊雅典，夜宿Herodion旅馆
昨夜十时二十分**起飞，中停曼谷，然后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在迪拜停留四个多小时后换飞机向雅典出发。飞机追着夜色走，只怕被黎明赶上，于是十几个小时全是黑夜，等到不想飞了，一停，黎明和雅典一起来到。
雅典机场显得过于狭小和陈旧，尤其是海关和出口处，像一个小城市的汽车站，这与雅典的千古美名差距太大了。也许我们没有权利取笑它，它辉煌在二千五百年前，而到飞机出现的年代，早已悠然退出争夺辉煌的竞赛。不过，作为一个门户，机场毕竟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盛衰。人们早已习惯了国际间一般的机场格局，突然地让人感到不习惯，不习惯于一般标准之下，多少包含着一点悲哀。
出了机场仍然不习惯，无法把眼前的一切与希腊联系起来。我从前游历欧洲总是把希腊让开，只从罗马看起，因为希腊这个开头对我太神圣，不想轻易踏入。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倒没有仔细想过，但肯定不应该像眼前那样平凡得略觉寒伧，既已失去古代的格局，也没有现代都市的规划。
得重新找一个开头，一把抓住希腊文明的魂魄，让整个旅程快速地昂起头来。于是当机立断，不急着找旅馆，立即赶到海边。只有大海，才是希腊文明的摇篮和归宿，而且历久不变。我们以前从书本中约略知道，希腊海边最美的地方叫苏尼翁角（Sounion）海岬，那里有一个波塞东海神殿（Naos Poseidonos），于是翻开地图找去。
看到了爱琴海。水色景象与法国、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近似，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不柔媚，在海边炽热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树阴，立即凉意爽然。但相比之下，这里少了很多别墅和白帆，房屋也有一些，都比较简朴，这倒反而形成一种博大气象，静静地围护着一个远古的海。
正是在这种气象中，一个立着很多洁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现在海边，这便是海神殿遗迹。白色石柱被岩石一比，被大海一衬，显得那么精雅轻盈，但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遗迹，而且大部分已经断残，于是精雅轻盈就有了完全相反的负载。外部图像和内在意蕴上的巨大反差，形成一种惊人的美，既是自然美，又是人文美。
在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几乎同时在东方思考，而这里的海边则徘徊着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公元前五世纪的世界在整体上还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灿烂于一时，却使后世人类几乎永远地望尘莫及。
石柱群矗立在一个高台上，周围拦着绳子，远处有警卫，防止人们越绳而入。我与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许戈辉小姐在拦绳外转着圈子抬头仰望，领略着那个伟大时代遗留的光泽。突然，耳边飘来一位导游的片言只语：“石柱上刻有很多人的名字，包括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
“拜伦！”我立即脱口而出。拜伦酷爱希腊文明，不仅到这里游历，而且还在希腊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参加过志愿队。我告诉许戈辉，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有一节写一位希腊行吟诗人自弹自唱，悲叹祖国拥有如此灿烂的文明而终于败落，十分动人，我还能记得其中一段的大致意思：
祖国啊，此刻你在哪里？你美妙的诗情，怎么全然归于无声？你高贵的琴弦，怎么落到了我这样平庸的流浪者手中？
这真是咏叹一种文明败落的刻骨诗情。拜伦的祖国不是希腊，但他愿意把希腊看成自己的文化祖国，因此自己也就成了接过希腊琴弦的流浪者，上面几句话完全是胸臆直泻。这样一位拜伦，一定会到如此壮观的海神殿来参拜，并郑重留下自己的名字。猜测引发了好奇，我和戈辉都想偷偷地越过拦绳去寻找，一再回头，只见警卫已对我们两人虎视眈眈。
同来的伙伴们看出了我们两人的意图，不知用什么花招引开了警卫，然后一挥手，我和戈辉就钻进去了。石柱很多，会是哪一柱？我灵机一动，想拜伦刻了名，一定会有很多后人围着刻，因此只需找那个刻名最密的石柱。这很容易，一眼就可辨别，刻得最密的是右边第二柱，但这一柱上上下下全是名字，拜伦会在哪里？我虽然只见过他的半身胸像却猜测他的身材应该颀长，因此抬头在高处找，找了两遍没找到，刚移目光，猛然看见稍低处正是他手写体的刻名被密密层层地包围着。
别人，不管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用大写字母刻着自己的名字，他却只用端正的手写体，而且又刻得那么低，可以想见他刻写时的心情。必须把自己的名字签写在希腊文明的肌肤上，但即使是遗迹，也必须低头小写，如对神明。我只奇怪，为什么在他之后大大咧咧地用大写字母镌刻自己名字到高处的人，完全没有领悟他的心情，照理他们大多也是希腊文明的崇拜者。
由拜伦的刻名，我想起了苏曼殊。这位诗僧把拜伦《唐璜》中写希腊行吟诗人的那一节，翻译成为中国旧体诗，取名为《哀希腊》，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翻译的时间好像是一九〇九年，离今年正好九十年，翻译的地点是日本东京章太炎先生的寓所，章太炎曾为译诗润饰，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也动过笔。苏曼殊借着拜伦的声音哀悼中华文明，有些译句已充满激愤，如“我为希腊羞，我为希腊哭”；有些译句则熔铸了强烈的中国古典情怀，如“独有海中潮，伴我声悲嘶，愿为摩天鹄，至死鸣且飞”，几乎是苏曼殊、章太炎、黄侃本身在抒发，而这种抒发，实际上也成了辛亥革命的一种情绪准备。
苏曼殊、章太炎他们都没有来过希腊，但在本世纪初，他们已知道，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具有历史的可比性。这在中国是一种超越前人的眼光。我们在世纪末来到这里，只是他们眼光的一种延续。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已不会像拜伦、苏曼殊那样痛心疾首。一种宏大文明的命运，不能完全以它发生地的国家国力来衡量。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政治理念来呼唤它或企盼它，反而降低了它。
不管怎么说，我们来希腊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大海，找到了神殿，找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找到了拜伦，并由此而引出了苏曼殊和中国，已经足够。这个头开得很丰满，可以回城找旅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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