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画作《夜巡》。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100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广场上，商人、农夫、缠着头巾的东方商客汇聚于此。这个时期的阿姆斯特丹正处于“黄金时代”。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100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16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他的故居，这些年重新装修好了，看起来他晚年不太贫困。但我记得在一本传记中读到，这房子当年因伦勃朗无力还债，被公证处拍卖掉了，伦勃朗不得不搬到一处极其简陋的犹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这一点，故居的解说词中没有说明。里边反复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绍这些年修复故居的认真和艰难。
对此我有点不大高兴，便把导演刘璐拉过一边，告诉她，我以前读到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伦勃朗传记，有一个情节一直无法释怀。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脯……
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挂满着荷兰传统样式木鞋的商店。荷兰日照期短，地势低洼，过去当地人下地干活时，穿杨木鞋便成了对付潮湿的地面的有效措施。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从《夜巡》事件开始，那些无知者的诽谤攻击，那些评论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颠倒了历史，但连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毫无恶意地漠然于老师之为老师了，这才让人泫然。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花街。作为“花卉之国”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花都”。
这个情节，今天稍稍复述还是心里难受，便转身离开刘璐，来到故居底层，买了一条印有大师签名的红领带，找一个无人的角落系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种不同的字体装潢在大大小小的门面上，好像整个城市几百年来都为这个名字而存在，为这个名字在欢呼。但我只相信这个印在领带上的签名，那是大师用最轻微又最强韧的笔触在尘污中争辩：我是谁。
阿姆斯特丹郊区的金德代克风车群。建于18世纪40年代，共有风车19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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