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谈到过，在1899年，几乎是在甲骨文被发现的同时，敦煌藏经洞也被发现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带到西方去了，被研究，被展览，被很好地保存。现在我们可以在西方博物馆里面看到敦煌藏经洞里的好多藏品。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这些文物，是让西方考古学家带走好，还是应该让它们留在兵荒马乱的国内？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矛盾。我并不把他们看成一般意义的强盗，他们有能力研究保存；但是这毕竟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祖先最后的遗留。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如果我早生几十年，我会在沙漠里把他们的车拦住，把骆驼队拦住，和这些人辩论。如果他们被我说服了，就把文物留下来。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麻烦了，我能把车拉到哪里去呢？拉到南京？拉到北京？这很难。也有车拉过，一路上这儿丢掉一些，那儿又偷去一些，结果稀稀落落，不成样子。如果拉到西方去，我又觉得于心不忍，因为这片大地难以真切地听到祖先发给我们的声音。所以我说，拦下了车只能让它停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王牧笛：
我觉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的视角。文化可能是无疆界的，但是民族却是有界可循。我会选择让这些文物留下来。我相信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能力，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东西，如果说这些文物能够留在他们的身边，凭借天然的语言优势和文化敏感，我想他们会做得更好。
诸丛瑜：
我想如果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到了国外，它们可能会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符号，难以改变这个民族文化记忆的消散。
王安安：
我的观点和两位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当时兵荒马乱，容不下一方宁静的庭院组织大规模的研究，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沦为高官的私藏，最后就不知所归，这样的话，不如拉到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
王牧笛：
我觉得从十九世纪末走出来的这批中国传统文人，他们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破读敦煌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必须将这些文化人组织起来，并且要能够确保这些历史遗存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其实当时的北洋**和国民**都是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如果这些文物留在国内，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破读。
王安安：
文化人有这样的自觉，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王秋实：
我一直坚持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所面临的境地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永远都不是选A或者是选B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牧笛师兄说到的，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我们希望文化学者可以以文化的视角来把这些文物当做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来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
余秋雨：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一直被我们忽视的精神高点：两难结构。如果没有两难结构，人类就会因为缺少深刻的选择而变得浅薄。
两难之所以难，是因为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是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黑格尔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后来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中的选择学说，我认为正是发端于黑格尔的这种两难结构理论，只不过黑格尔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无奈，而萨特则表现出一种洞悉生存秘密后的主动。我本人，因接受了这种两难结构和选择学说，在哲学观念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新生。
然而，天下的事情未必都像萨特所说的那样具有主动选择的权力。对于当年的中国学者来说，很多选择不能由他们自己作出，他们只能在别人选择的夹缝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是默默地显示着人类唯一留存至今的古文明的子民，还有能力读解祖先，还保存着自我研究的能力，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快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后代的我们，要对他们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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