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
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但孔子的死确实是一件大事，因此当时的葬礼比较隆重。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孔子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他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的丧葬仪式之隆重，我们可想而知。
鲁哀公作为一个国君专门撰文悼念这么一个士，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但是，更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方式。这种守墓，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搬过来一百多家，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学生们就这样整整守了三年。本该告一段落了，但子贡还要继续再守三年。子贡守在那里，其他学生也来看望。结果，一个延续多年的仪式就构成了雏形。
王安安：
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
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仅是一代代学生们的纪念对象，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个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亲自来扫墓。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都来了。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
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这个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他的七十三岁，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学生们心上，而不是祭坛上；另外一个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个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尽管仍然是他的学说，但是由于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学说的本体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
王安安：
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认识、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
从宏观上讲，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的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奇迹。我认为中华文化作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与他的名字有关。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孔子的学说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这些人考上后拿了孔子的学说真的去做官，那么无论在考试层面、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这个孔子和原来的孔子是有距离的，他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的。
我们为这个事情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顾炎武先生说：“仲尼，一旅人也。”顾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远的路，最后终于体会到：孔子再伟大，在本性上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路的人。这个称呼很亲切。由此可以庆幸，那个真实的孔子并没有失去，还有人懂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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