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魏晋南北朝的各种文化现象，单看起来自成气候，但在我们讨论的序列中，却只是通向大唐的台阶。我们在欣赏它们的同时，也从北方的群山和西部的沙漠中寻找着构建大唐的秘密，分析着唐王朝的血缘脉络。现在，唐朝就在眼前了，我们终于攀登到了一个制高点。
在说唐朝之前，我要向你们介绍一部艺术作品。1990年去世的瑞士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作品叫《罗慕洛大帝》，表现了处于欧洲历史转折点上的西罗马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罗慕洛。这个人如此关键，但看上去却非常有趣，竟然迷上了养鸡。国破家亡之时，所有的钱财都被大臣们抢走了，连自己的女儿也要被抢走了，他还乐呵呵地在自己家里养鸡。任何兵临城下的报告都没有使他惊慌。终于，入侵者破门而入，走到了他的眼前。他匆匆打了个招呼，还在用心照料鸡。一个入侵者听到他在用大臣的名字叫鸡，就怀疑他是国王。一问，果然是。那个入侵者自我介绍，自己也是国王。然后，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没想到入侵的国王也喜欢养鸡。罗慕洛说，我失败了，你把我逮捕吧。那人说不，我想问问你不问国家大事专心养鸡的原因。罗慕洛说，我知道罗马帝国已经无救，一定会灭亡，如果我竭力地挽救它、维持它，那肯定是开历史倒车。那个入侵的国王说，你以为我是胜利者吗？不，我发现在我们的部落里，找不到我的接班人，我的侄子会接我的班，但我早就看出他是个口是心非的野心家，我今后的下场会十分可悲。因此，我入侵，是来投靠你的，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投靠你。
迪伦马特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发掘出人类历史上的胜败秘密，背后可能有相反的原因。情节没有太多依据，历史上只记载罗慕洛喜欢养鸡，其他情节都是迪伦马特虚构的。但这个作品之所以值得提起，是因为它存在着我们的历史剧中很难看到的哲理。
我向你们介绍这个作品，是想引出那个年份：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公元476年。从公元476年开始，以残酷的宗教裁判所为核心的中世纪开始了。到了六世纪，西方的黑暗已经越陷越深。历史学家说，如果没有那些修士，没有那些教会，西方文明可能就此灭亡了。其实修士和教会也未必能延续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内容。这里倒真应该感谢很多阿拉伯商人，因为在一片战后的废墟中，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文稿就是藏在阿拉伯商人的马背行囊里。如果他们不把这些文稿交给那不勒斯的修道院，由阿奎那这样的大学者来保存、整理和注解，那么后来的文艺复兴还复兴什么？
与此同时，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景象，开启了一个人类史上最辉煌、最自由的时代。那就是唐朝。从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连带今后好几个世纪，中国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文明。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亲近唐朝吧。在大家心目中，唐代的伟大表现在哪些方面？唐代很丰富，我们不妨多讲一些。
王牧笛：
我觉得盛唐气象首先从唐都长安可见一斑。因为唐都长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它的规模比现在的西安要大六到七倍之多。最关键的是长安城布局严整，白居易形容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日本的京都就是完全仿照长安建设的，包括其中的朱雀大街。
费晟：
我看重管理上面的一些细节。比方说它的街道两边都安置了下水道，下水道旁边种植了榆树、槐树做林**，旁边还有一米宽左右的人行道。它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实行一种封闭式的管理，就是每天晚上准时宵禁。所以西方在那么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的时候，就安定而言，长安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全的一个都市吧。
余秋雨：
很高兴你们作了这么充分的准备，关于城市的规模我补充几句。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军事大国阿拉伯帝国，把千古名都巴格达当做了首都，但巴格达再宏伟，也只是当时长安的六分之一。罗马城已经衰落，但古代的格局还在，只不过与长安一比，也只有七分之一。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五米，比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还要宽三十多米。当时，长安城有一百零八坊，每天太阳下山的时候，长安就要宵禁了，把一个个坊关起来，市民只能在坊里边活动，大家的生活井井有条。长安市民如果觉得晚上关闭坊门不太自由，那就可以移居到东边的洛阳和南边的扬州去，那儿没有坊的规整，具有充分的自由。成都在唐代，也已经很发达了。
王安安：
唐朝的伟大还应该体现在当时的艺术上，它呈现出一种集体的繁荣。我想这可能跟唐时民族关系密切、中外交流频繁分不开。所以我想唐朝的伟大，不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繁荣，更深层次的应该体现在那个时候人们的心态，它是包容、开放的。
裘小玉：
我觉得当时要保证这种交流，需要疆土的统一和辽阔。从盛唐时的历史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唐朝北部和西部的边疆远远超过了曾经非常辉煌的汉朝。这就为整个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稳定保证，也是它“唐”而皇之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