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上次说到的几段故事,体现了司马迁的叙事功力。但在整体上,《史记》是一种以第三人称“夹叙夹议”的散文。
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它有情节但不完整,有诗意但不押韵,有感叹但无结论——这还不是散文吗?
而且,最好的散文总是朴素的,他的文笔,像历史本身一样朴素。
当时司马迁身边充斥的是辞赋之风。辞赋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总的来说有铺张、浮华之弊。空洞的辞章如河水泛滥,又在音节、对偶、排比上严重雷同。正是针对这种文字气氛,司马迁用朴素无华、灵活自如、摇曳生姿的正常语言写作,像一场浩荡的清风席卷文坛。
但是,铺张、浮华的文风有一种代代再生的能力。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重新呼唤朴素文风,才成气候。在他们之后,这种呼唤还不得不一再响起,因为那个**病像一种间歇症一样一次次复辟。
直到今天,请听听上下左右那么多发言、报告、陈述,其中拥挤着多少套话、空话、大话,而且都那么朗朗上口、抑扬顿挫。更麻烦的是,由于传染和诱导,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那才美,那才叫文学性。
这可能与我们接受的语文教育有关。记得我上初中时在书店里看到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我当时一看如醍醐灌顶,因为这种说法与我们老师的说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两个“老”字间挣扎:是听“老师”的,还是听“老舍”的?最后我作了正确的选择,听老舍的。
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老舍主张“尽量不用成语”呢?后来看书多了渐渐明白,成语是人们作一般表述时的通用拐杖,对高水准的文学表述者来说,它很可能变成“类型化”障碍。例如,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描写时间过程时几乎不会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之类的成语,因为那太偷懒了,除非是黑色幽默。无论是成语还是定型的形容词,都是经过太多人手的“语言硬块”,如果作家们不想放弃由自己直接来描写对象的权利和责任,就一定躲避。
同样的道理,现代生活中那些互相模仿的四字句现代骈体,听起来整齐而顺口,实际上却造成了接受上的惰性疲倦,又败坏了中国语文的生动风姿。
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感觉?
王牧笛:
我对写作腔或者演讲腔也有一种强烈的负面感受。比如那一届届的大学生辩论赛,双方辩手们说的话,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认真思考。基本上现在每场辩论赛最后那位辩手总结的时候都会说:“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大家好!对方辩友,我不得不指出你们的几个问题,第一,扬汤止沸;第二,指桑骂槐;第三,暗度陈仓;第四,逻辑混乱;第五,概念不清……”基本成了套路。
余秋雨:
是啊,现在到处都是越来越空洞的排比套路,几乎创造了历史之最。
为此,我们不得不向汉代的司马迁求援。让他告诉大家,自古以来的好文章,都不喜欢那种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史记》里也不是没有骈句,但都获得了严格的控制。因此我要向你们提出建议,在写作中如果不小心突然想出了几句对仗的句子,有两句就是两句,不要凑成四句,如果凑成了四句,那也千万不要让它们押韵。世间文字,过巧即伪。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一段,四字句,全押韵,后来的学者就判断说,这是别人插进去的,因为大家知道司马迁不会傻到这种程度。
牧笛刚才说到的辩论或演讲上的僵硬套路,听上去让人讨厌,却是出于一种不自信。现在很多官员报告的套路,远比你所说的演讲比赛严重。全讲千篇一律的整齐排比,完全不是人类交流的正常语态。我们是一个不善于演讲的民族,再加上多少年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熏陶,一开口就轻松不了,也自我不了,不得不抓住那些亮闪闪的坚硬扶手,又为了壮胆而特别大声。这就形成了一个规律:演讲时的语言越整齐、越响亮,就越没有自信;反之,越朴素、越从容,就越有底气。
金子:
我记得在小学五六年级稍微有一点语文基础以后,老师会让我们买很多的经典作文,背里面的形容词、成语,然后用它们造排比句、对偶句,要押韵。这种大环境下的文化教育,对造成当今的这种状况有影响吗?
余秋雨:
有,正是这样教育的结果。再加上一种上下沿袭的官场生态,更使这种文风变得合法,广为传播,得不到任何控制。所以我想,你们年纪还轻,是不是一起来帮帮中华文化,做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胡适、鲁迅他们做过的事情,让大家在正式场合重新学讲人话,“文起八代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