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市**为了表彰我的学术成就，给我连升两级工资。我们学院的教师还为此聚餐庆祝，但细问起来，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升为八十七元一位与我同年龄、同专业的**教授对此深感惊讶，说他的工资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却为他担心，说：“这怎么用得了？”
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时间考虑待遇，只想赶快多做一点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势不会那么顺利，迟早会有反复，甚至还有灾难，如果能在新的灾难来到之前做出一个样子，那就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看到过的文化之梦。
就在这时，我的祖母去世了。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连忙开门，是小弟弟。他气喘吁吁地说：“大哥，阿婆走了。”
这句话，我们似乎早有准备，却又毫无准备。
我两眼发呆，看着小弟弟，甚至忘了把他让进门。
祖母是在家中去世的，没有什么病痛，却没有了呼吸。
当然还要送到医院“抢救”，但医院能做的只是对她远去的确认。这就是祖母，走了就走了，不接受抢救。
祖母离开之后，我有很长时间不敢回忆她的生平。这就像，面对一座突然被大雪覆盖的高山，不敢去细想它无数陡坡的险径。
正是祖母，这位不姓余的女性，在每一个危难关头，把余家带出了险境。
追悼会上要挂横幅，大家又一次难住了：祖母到底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户口簿上的名字，是祖母叫登记户口的女孩子“随便写一个”的。她真正的名称，只有一个“余毛氏”。
祖母无名。
仅仅为此，我泪如雨下。
按照家乡规矩，祖母的骨灰盒应该进入祖父的墓廓。但是，祖父的墓碑早就在几十年前由外公写就，没有把祖母并列。因此，我执笔写了一方贴地斜碑，恭敬地提到祖母，拜托乡亲请石匠凿刻后安置在墓碑下方。但是，过了半年再回乡，看到斜碑已经安置，却没有我写到祖母的那些字句。
连忙查问，山脚下的那位石匠说，那天正要凿刻，突然来了一阵山风，把我写祖母的那张纸吹走了。石匠和乡亲本想叫我再写一张，但村里的老人说：“被山风吹走了的东西，都不应该捡回。我们山民走在山路上，一阵风吹走了草帽，都不去捡。”
他们还不放心，特地到朱家村去向我的外公请示。当时外公也已病衰，躺在藤椅上幽幽地说：“吹走那字，是她自己的意思，我猜得出来。”
这次上山看祖母的墓，也是李龙陪去的。李龙在这几年间突然变得非常苍老，白须白发，连眉毛也白了，还穿了一身灰白的褂子，似妖似仙，刚见面时我几乎认不出来。
在下山的路上，李龙突然问我：“笃公和女疯子，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我正想问你呢……”
“他们都是长寿。笃公是五年前走的，临终前对我说，不管女疯子同意不同意，他想和她葬在一起。女疯子是两年前走的，临终时只说了五个字：和他在一起。后来的事都是我办的，石料是乡亲捐的……”
“好！李龙叔，这事你办得好。有空上山，多给他们这对老情人上上坟，割掉一些杂草，点三炷香，他们都是爱漂亮的人。”我说。
“我会去，”李龙说：“现在镇里派我看管石头将军，我每隔三天就上山。”
“石头将军？”我问。
“哦，这是五年前从湖底撩上来的，石头刻出来的一个将军。”他说。
我一时发懵了。好像在很多年前，我带益生哥上山，他说这地方在梦里见过，一匹石马驮着一个石头将军从湖里跳出来，石头将军落水，那匹马还问益生哥，这是你的家吗？
“这是你的家吗？”这个回忆让我毛骨耸然。当时益生哥对这里多么陌生，现在可真是他永远的家了。难道真有一个石将军落水和出水？
我相信浮生之上还会存在一个神秘世界，但我不敢沉溺在里边。让神秘依然神秘，凡人不必深究，我只能想着眼前的实事。我对李龙说：“你知道，我姨妈已经在去年去世，没有与她的儿子益生哥葬在一起。我托你，再过一段时间，找两个帮手，把他们的坟也迁在一起。费用你算一算，等会下山后我给你。”
李龙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你放心。要什么费用，两把锄头的事。”
走了几步，李龙一笑，问我：“听镇里文化馆的老杨说，报纸上登了，你做官了，什么院长……”
“那也不算什么官……”
“再过几年，说不定还能做上县长！”李龙鼓励我。
这下引起了我开玩笑的劲头，说：“不骗你，我现在就管着十几个县长。”我指的是学院的处级干部。
“嗬，”李龙退后两步，看着我，说：“那还了得，我家隔壁桂新，前几年瞎碰瞎撞与一个副县长握了一下手，回来后吃饭时拿山薯都翘着兰花指。后来有人告诉他那人不是副县长，是副县长的弟弟，他那手指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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