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文极武，极壮极悲，极梦极醒，又诉之于极度的开阔和潇洒。一上口，浑身痛快。
陆游去世时，给儿子留下了一份这样的遗嘱：“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去世时连喊三声“杀敌”，然后气绝。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顶级诗人是这样走向死亡的。
陆游企盼的王师和辛弃疾寻杀的敌人，在历史进程中已失去了绝对意义。但是，这些诗句包含的精神气质却留下来了，直指一种刚健超迈的人生美学。我一直不希望人们把这样的诗句当做历史事件的写照，或当做民族主义的宣教，那实在是大材小用了。人生美学比什么都大，就像当年欧洲莱茵河流域中世纪庄园的大门突然打开，快马上的骑士手持长剑，黑斗篷在风中飘飘洒洒掠过原野。历史铭记的就是这个形象，至于他去哪里、与谁格斗，都不重要。
有的学者说，宋代扼杀了大诗人陆游和辛弃疾，我不同意。陆游是活到整整八十五岁才去世的，辛弃疾没那么长寿，也活了六十七岁。我不知道所谓的“扼杀”是指什么。是让他们做更高的官吗？是让他们写更多的诗吗？在我看来，官不能再高了，诗已经够多了。
我的观点正相反：是宋代，造就了他们万古流芳的人生美学。
宋朝，结束在陆游去世的七十年之后。整整七十年，王师不仅没有北定中原，最后连自己也消失了。对手是谁？也不是辛弃疾要杀的敌人了，而是换成了浩浩荡荡的蒙古军队。他们先杀了辛弃疾要杀的敌人，终于反过身来向王师开刀了。
这不能全怪宋朝无能。我在这里要为宋朝略作辩解：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农耕文明确实很难打得过游牧文明。
宋朝的对手，不管是辽、金，还是西夏，都是骑在马背上的劲旅，宋朝光靠着孙子兵法、抗战激情，确实很难从根本上取胜。至于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骑兵，更是一股无法抵挡的旋风，从亚洲到欧洲，那么多国家都无法抵挡，我们怎么能独独苛求宋朝？
其实宋朝也作出过杰出的抵抗。例如众所周知的“岳家军”就创造过抗金的奇迹。直到宋代后期，还出现了坚持抵抗的惊人典范，那是在现在重庆的合川钓鱼城，居然抵抗了蒙古军接近四十年。这是蒙古军在所到各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更重要的是，在这四十年中，蒙古军的大汗蒙哥死在钓鱼城下，蒙古帝国产生了由谁继位的问题，致使当时正在欧洲前线并很快就要进攻埃及的蒙古军队万里回撤。从此蒙古帝国分化，军事方略改变，世界大势也因此而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元朝的建立也大大地减少了血腥气。因此有人说：“钓鱼城独钓中原，四十年改变世界。”
钓鱼城保卫战为什么能坚持那么久？历史会记住一位最重要的早期决策者，那就是主持四川军政的余玠。他针对蒙古骑兵的弱点，制定了守踞山险、以逸待劳、多用夜袭、严控粮食等重要方针，并且安排当地民众在战争的同时继续从事耕作诸业。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克敌制胜的完整良策。可惜余玠在指挥这场战争的十年之后，被朝中的嫉恨者所害。后来的守将继续坚持他的方针，又守了整整三十年。
前不久有一批韩国余氏宗亲会的老者找到我，说他们的先祖是在宋朝时派到韩国去的高官。我笑了，指了指我身边的助理金克林，说他的祖先是明朝时从韩国到中国传教来的教士。我说，人们的迁徙每每超越国界，但有一些人应该被不同源流、不同国家的人共同记住。宋代的余玠就是一位，他是我们余家稀有的骄傲，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余姓的名人少之又少。
钓鱼城关门那么久，也毕竟有打开城门的一天。这是大势所致，只能如此。全国只剩下这座孤城，继续抵抗已失去任何军事意义。最后一位主帅王立得知，如果元军破城，城中十几万百姓很可能遭到屠杀，而如果主动开门，就可以避免这个结果。在个人名节和十几万生命这架天平上，王立选择了后者。元军也遵守承诺，没有屠城。
一个月后，南宋流亡小朝廷也覆灭了。
只有一个人还保持着不可覆灭的气节，那就是文天祥。他是状元、学者、诗人，做了宰相，誓死不屈，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作了最后的展示。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对他十分敬佩，通过各种途径一再请他出任宰相，并答应元朝以儒学治国。但文天祥说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只想舍生求义。
由于文天祥的坚持，民间就有人借各种名目起义，准备劫狱救出文天祥。这对建立不久的元朝构成了很大的不安定成分。忽必烈亲自出面劝说文天祥不成，只得一再长叹：“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文天祥刚就义，忽必烈的阻杀诏旨赶到，却已经晚了一步。
文天祥留给世间的绝笔书是这样的：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原来，他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个实行儒学的文化行为。中国文化一旦沉淀为人格，经常会出现这种奇崛响亮的生命形象。这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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