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虽然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只要是中国人，一看便知。它，就是它。好好一段中国文化史，被它困住了。很多高贵的文化灵魂，被它缠苦了。
已故作家王小波说，中国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种人的力量大得多。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大陷阱。
我们所说的这种大揭发、大批判，与西方近代学术界提出的“批判”概念正好相反。它不是以真相、理性、探讨、反思为基础，而是以虚假、情绪、造势、攻击为生命，因此在根本上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中国文化千好万好，却也有不少致命弱点，为它提供了特殊的滋生条件。
例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缺少实证意识。到处都喜欢谣言，大家不在乎真假，整个文化不具备辨伪、辟谣的功能和程序，这就成了它长驻不走的温床。
又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还缺少法制意识。从来未曾把人身权、名誉权太当一回事，也从来未曾把诽谤罪、诬陷罪太当一回事，这就成了它安居无忧的围墙。
再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又缺少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很多人看到伤害文化的事件，不知道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甚至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批评中国人的那样，看到同行受到伤害还暗暗自喜。这就纵容了它在大庭广众之间、公共媒体之上如入无人之境。
如果说得更深远一些，那么，中国历史上一再盛行的法家谋术、小人哲学、暴民心理、反智传统，加上现代史上无边无际、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和实践，合力挖出了这个巨大的陷阱。
从表面上看，很多文化创造者并没有直接遭遇这种大揭发、大批判，因此没有切肤之痛。而他们的作品为什么永远被民众冷淡？他们的职业为什么永远被社会侧目？正是因为这种大揭发、大批判反复地蹂躏了民众的审美感知，长久地污辱了文化的基本尊严。那些人所发起的每一个整人事件，都是对整个文明机体的蚕食。
其实，很多沉默的中国民众虽然深受荼毒，却也看出了一个规律：某种人物越活跃，某些报刊越畅销，文化的状态就越糟糕。
中国最有骨气的现代作家巴金终于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早在“**”之前就对“某种人物”发出了挑战。巴金说，那批人数量不多，影响极大，平日不知道藏在哪里，一有风吹草动就突然跳出来，在报刊上一会儿揭发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看到这家院子里花草茂盛，就大声咒骂；听到那家阳台上鸟声动听，就抡起了棍棒。他们总是制造各种帽子给别人戴，帽子上写着他们随意编造的各种罪名。他们这批人，使中国作家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无法写出像样的作品。
巴金的这个发言，很快被西方报刊报道。因此，他被加上了“为帝国主义****提供炮弹”的罪名，在“**”中受尽迫害。我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曾多次探望他，看着他单薄而不屈的身躯，一次次从心里赞叹。
我想，向专制强权发出不同声音虽然也需要勇气，但对象明确、话语简洁，容易被人记住，也容易平反，反而不难做到；而要与一团邪恶的戾气搏斗，对方高调高声，号称言论自由，又时时转移话题，自己被熏得浑身发黑，还无法向民众说清是非，真是难上加难。但是，巴金没有知难而退。
仅此一端，我把巴金看成是真正的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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