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莱辛不同，哥尔多尼很重视喜剧的惩戒效果。他认为“喜剧的发明原是为了根除社会罪恶，使坏习惯显得可笑”，但不能以“只是引人发笑”为目的。请看，莱辛要笑而不要嘲笑，哥尔多尼要嘲笑而不要笑。看来南辕北辙，其实各有原因。哥尔多尼面对的即兴喜剧中太多庸俗的内容，因此急于让它针砭时弊。莱辛想得更大、更宽，没那么急，只想让喜剧借“笑”来改善人心，起一点警惕和预防作用。
在喜剧中塑造好性格，是哥尔多尼的重要主张。他主张“自然”，主要是指“自然的人物性格”。这在哥尔多尼看来不仅是一个编剧技巧的问题，而是意大利喜剧革新的一个重大步骤。自然的人物性格，才能使那些“瞎胡闹”的喜剧相形见绌，使观众在一次次的性格共鸣中决定自己的选择。
因此，哥尔多尼在《回忆录》第一部第四十章中曾这样记述自己下决心着手进行戏剧改革时的内心活动：“现在可算是大好时机，去着手干我想了好久的革新运动了。对的，我一定要写性格的主题，这是好喜剧的源泉。伟大的莫里哀就是这样开始他的事业的。”
哥尔多尼在这里以莫里哀为榜样，实际上，他对莫里哀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深深地佩服和欣赏莫里哀，甚至于他从不懂法文到决心学好法文，最后精通法文，一半也是为了更好地读懂莫里哀。但是他又感到莫里哀对性格的塑造常常过于单一，一连串的场面围绕着一种激情的回旋。
哥尔多尼认为，意大利的喜剧应该写出多种鲜明的性格，不能仅仅写出主角的性格就完事。他说：“我们要求主要人物性格有力，有独创性，为大家所熟知；要求几乎所有的人物，哪怕是在插话之中，也都要有性格。”这是师法莫里哀而又超越莫里哀的态度。
要塑造多种性格，哥尔多尼主张将相反类型的人物进行对比，这正恰与狄德罗的意见相反。但有趣的是，无论是狄德罗还是哥尔多尼，把自己的意见都讲得斩钉截铁，不可动摇。狄德罗提倡在性格与处境的对比中来写戏，否定性格间的正反对比。在这一点上，成功的剧作家哥尔多尼用自己的经验弥补了狄德罗的片面性。但他也喜欢用“必须”之类的词汇来阐述技巧问题，仍然失之于生硬。
对性格刻画的大力提倡，必然会不满意于演员脸上的那张假面具。所以，假面的去留也就成了戏剧改革中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哥尔多尼说：“假面总是会损害演员在快乐或忧愁中的动作。无论他是在恋爱、在发火、在高兴，他永远呈现同样的面部特征。面目是内心的解释者，而他却恰恰不能通过面目把内心表达出来。”
他解释了古代希腊、罗马使用面具的合理性，以及承袭到今天的不合理性。他说，古代面具可以借以传声扩音，出自于当时的剧场条件。又因为当时还不必要把人们的性格感情表现得非常细腻，有面具遮盖也没有多大妨碍。“我们今天的演员必须具有灵魂。而假面之下的灵魂，则好像是灰烬之下的火花。”
当然，哥尔多尼又感觉到，拉下一张假面具，会立即遇到强大的反抗。类型化的面具，也促进了演员在形体表演上的高度发展。他不能立即陷于观众、演员、民族情绪、多年欣赏习惯的重重讨伐之中。因此，他在一七三八年写《精通世故的莫莫洛》时，整个戏有一半允许即兴表演（亦即“幕表”），除主角外，其他角色也允许保留面具。但是哥尔多尼又以机巧优美的台词来反衬出“幕表”的寒碜，以鲜明生动的主角形象来反衬面具角色的单薄。即使这样，他在写于一七五〇年至一七五一年的《喜剧剧院》中仍表示在性格喜剧中取消假面还不是时候，“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以违反大众”。照顾当时观众兴趣正处于转变过程中的两可状态，他主张“不要把假面完全去掉，而应该设法把它放在适当的地方”。
在创作实践中，他仍然大量地创作即兴喜剧，热心地为即兴喜剧表演艺术家提供合适的剧本，在整个四十年代，他几乎是在小心翼翼地，但又步步逼近地在做着这种缓慢的改革工作。他的名剧《一仆两主》就是在一七四四年写成的即兴喜剧，到一七四九年才重新“填写”台词的。
哥尔多尼的改革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当时另一位戏剧家哥齐（一七二二——一八〇六）认为哥尔多尼正在以英国和法国的戏剧危害、威胁着意大利文学的民族独创性，因而站在保守的地位上坚决予以反对，还指责哥尔多尼的创作是粗俗的自然主义。没有料到，哥齐自己写出的童话剧竟然获得巨大成功，这样一来，假面喜剧又恢复了，哥尔多尼眼看着观众对于哥齐的欢呼，气恼地离开了心爱的祖国。
但是，哥尔多尼终于没有最后失败。他在法国寻得了自己的知音。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后他在经历最初的被误会之后，很快得到了荣誉。
他的一生，可以用伏尔泰评价他的一句话来归结：“他清洗了意大利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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