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剧里面，人生可怕的方面被展示给我们。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悲哀，机运和谬误的支配，正直的人的失败，邪恶的人的胜利。因此，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正好是与我们的愿望相反的那样一种世界情况。看到这样一种景象，我们感到我们自己必须抛弃生存意志，不要再想它，也不要再爱它……在看到悲剧灾难的瞬刻，生活是一场恶梦的信念，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更为清晰。我们必须从这恶梦中醒来……世界和人生不可能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因而也就不值得我们留恋。悲剧的实质就在这里：它最后引导到退让。
为了让悲剧完满、彻底地完成这一任务，叔本华提出了两个艺术要求：
一、不要把造成悲剧的根源归诸正义、不正义之间的抗衡，而应该直接归诸“生存本身的罪过”；
二、不要把苦难的画面描绘得特殊而偶然，而应该对人人都十分近切。
只有这样，才能没有任何遗漏之处：生来就有苦难，人人都要碰到。既然连最小的躲避场所也没留下，只有退让一途了。
如果把正义作为悲剧的基点，那么人间也就有了善恶是非的标准、有罪无罪的界限。悲剧人物有意无意地犯了罪过，最后可以来赎罪，无论赎罪方式是何等惨烈，总还是标明这是一种可赎之罪，而可赎之罪也大抵是一种可避之罪，这中间就有一点乐观的因素了。叔本华对这样的悲剧和这样的悲剧观念十分不满，认为是“对于悲剧本质的全盘误解”。
在他看来，要求表现正义，是一种肤浅的乐天派和理性主义的观点，因为他们还以为世间还有正义存在的可能，人们还有控制灾祸的可能。
看破红尘的他嗤笑这是在“找寻自我安慰”。他的意见很是决绝：“悲剧的真正意义是具有更为深远的真知灼见的，那就是说，它所揭示的不是英雄人物赎还他个人的罪过，而是原罪，也就是生存本身的罪过。”
人最大的罪孽，唯一的罪孽，就是他生存。这种人生观和悲剧观，笼罩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透彻和阴冷。
叔本华认为，如果悲剧所表现的灾祸不够必然，离普通人们太远，感应效果也就不大，“退让的感情”也就不会强烈。他说，世间有三种悲剧，第一种是起于邪恶的人物，第二种是起于盲目的命运和偶然的机运，第三种是起于普通的地位对立和相互关系。叔本华认为第三种最好，因为这种悲剧“既不需要有一个巨大的谬误，或者闻所未闻的偶然事件；也不需要一种人物，其邪恶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而只是一些具有普通品德的人物，在普通的环境中，彼此处于对立地位，他们的地位逼使他们明知故犯地、睁着眼睛地相互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而他们当中，没有一方是完全错误的”。
叔本华进一步分析道，这种悲剧里面的人和事一点也不特殊稀罕，平平常常，自然而然，似乎一切都出现在普通人的身边，但其可怕之处也正在这里，好像戏里的灾祸“随时随刻都可降临到我们头上”，这会使观众战栗，觉得自己不是在观看地狱，而是置身于地狱之中。
应该承认，叔本华的观点非常彻底。然而，凡是对人生抱有一点积极态度的人大多不会到剧场去纯粹感受地狱中战栗的滋味。因此，无论在叔本华之前和之后，都几乎没有出现过完全符合他理论的悲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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