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顽固分子对于任何出现的新事物都怀着某种恶感。
他们坚称酒肆里的就坐方式为胡坐，号召身边亲朋好友不去酒肆用餐，坚决不以胡坐进食，以维护祖宗的尊严。
他们就是喜欢动不动把什么他们看不惯的事情上升到祖宗级别，然后以此占据道德高地，对他们看不惯的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进行降维打击。
那祖师爷告诉他们要有教无类怎么也不见他们遵守？
祖师也让他们敬鬼神而远之怎么不见他们遵守？
一个两个玩玄学玩鬼神都6的很，读那么多书还天天拜鬼神。
无耻！
和郭某人一样的双标，一样的无耻！
于是陈琳领衔御用文人团队每年都要和他们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嘴臭大作战，激烈争夺话语权，对这件事情本身存在进行激烈交锋。
因为这部分原因，郭某人虽然有意将桌椅板凳全面引入官方层面，实现自己的龙椅梦，但是也不得不考虑到这部分顽固分子的存在。
任何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啊……
他只能如此想到。
民间的铺开不受这帮士人的影响和控制，但是最高层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的确很大。
对于郭鹏这样的需求，陈琳曾经试图用当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事情来为此事辩驳，强行达成目标，但是被郭某人叫停了。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是为了军事，为了反击匈奴，那是军国大事，有大义名分在，有军队的推动力和外部压迫在，所以才得已顺利推行。
而桌椅板凳之类的，又不是军国大事。
没有强大的内部和外部的推动力，没什么看上去的必要，还被扯上了胡坐正坐之争，所以官方层面想推广这件事情就变得比较曲折。
对此，郭某人也觉得相当无奈。
尽管如此，酒肆还是不受限制的发展了起来，士人的争论影响不到民间的实际需求。
酒肆出现之后，很受一些地方基层官员的喜欢，也很受当地驻军的欢迎，没有正坐胡坐概念的群体对此并不在意。
发展到现在，洛阳的酒肆已经有二十多家，各自有各自的特殊酿造酒和大厨特别拿手的菜为招牌，以此吸引顾客。
除了官僚、豪门之外，民间商旅也开始逐渐踏入酒肆内，开始在酒肆内尝试着享用这种不是自家人做出来的饭食。
这一点郭某人是早有预料的。
随着郭某人逐步降低屯田民的赋税比例，以及提出各种对小商小贩的政策扶持，平民黎庶阶层也开始涌现一批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逐渐积累财富的人。
从延德元年开始，郭某人就开始逐步逐步的给屯田民降低赋税。
打算将他们从战时状态的农业体系中逐步解放，准备慢慢的把战时经济转化为正常的农业经济。
屯田状态下，屯田民交给郭某人的赋税是远远超过正常王朝的农税额度的。
这是一种战时经济政策，对农户的剥削远超正常状态，用以应付军队远超常态的高频率高强度征战。
在这样的模式下，郭某人也就能保证他们吃上饭，不会饿死，这样的程度。
战乱时节，这样的政策保证了郭某人有充足的军粮可以使用，保证了他的后勤和底气，保证了他作为乱世军阀有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
于是魏军不断地取得胜利，他们吃得饱饱的，训练的非常充分及时，战斗技巧高，把那些饿肚子的叫花子军队打的屁滚尿流。
因此他毫不放松的剥削农民，压榨黎庶。
不仅如此，还想方设法割豪强士族的韭菜。
只要是他的统治力所能覆盖的地区，反正是一个也不落下，全心全意的压榨，从他们身上获取统一战争进行下去的资本。
同时，因为郭某人消灭了中间商，最高权力直接下乡，打通了上下渠道，所以获得的粮食数量也远超郭某人自己的想象。
郭某人原本以为自己得不到太多，所以才把赋税比例设定的很高，只是不让农民饿肚子的程度而已。
但是落到实处之后，他发现获得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比预计的多了将近四成。
于是他才真正意识到民这个阶层在皇帝和黎庶之间到底榨取了多少好处。
最艰难的创业时代过去之后，郭某人其实就已经开始逐渐降低屯田民的负担，开始逐步增加他们的口粮，用各种政策和奖励条件变相的给他们降低负担。
不过因为穷怕了，所以赋税比例一直没有下调，时刻为之后的善后战争做储备。
整个郭魏政权在郭鹏称帝之前都还是一架标准的战争机车，十分犀利高速的运转，碾碎了所有挡在郭某人面前的军阀。
而真正落实到政策层面的减税计划，还是在延德元年以后开始的。
为了单独获取这份人望，不让这份人望被汉帝国的遗老遗少们吹捧给刘健，郭某人也是煞费苦心。
意识到长期维持高税率的屯田政策的不可持续性，郭某人开始制定政策，把屯田民缴纳的赋税比例逐步下调。
收走的更少，留给农民的更多。
战时经济模式逐渐放松，逐渐给农民松绑，不再从他们身上榨取过多的赋税，以此给农民以一定的经济实力，回归正常的经济政策。
然后慢慢的把郭魏帝国这架强悍的战车停下来，走上正轨，开始缓缓的，正常的前进。
战时经济政策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人忍受压榨的程度也是有极限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应该挑战这种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