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从隆元二十年开始沿海重拳打击海寇、倭寇、海盗，到海军成立开始大规模出海剿灭海盗以来，海寇已经基本消声灭迹，很少在出来兴风作浪。
而那些没有被剿灭的海寇，一部分金盆洗手返乡谋生，一部分则通过前期的抢劫发了家，转行做起了跨国贸易。
由于濒国吞灭了丹韩，两国外交关系彻底决裂，但是民间的贸易往来没有受到影响，所以现在是政冷经热，官方关系冷淡，民间贸易热火。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当年肃汝南侵，忽喇大兵压境，濒国趁机攻打丹韩，岐帝国实在顾不过来，但是又不能彻底撕破脸，只能维持政冷经热的局面。
二是濒国当时是产银大国，朝廷需要濒国的白银，所以户部和吏部有一大批沿海商人与濒国有贸易往来，户部和吏部不同意采取经济封锁和制裁措施，所以也只能继续维持两国贸易。
而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岐帝国的经济繁荣，与濒国的贸易迅速攀升，所以更多的岐国商人和濒国商人往来两国进行贸易，其中就有不少倭寇“转行”做了商人。
毕竟贸易繁荣之后，做生意要方便得多，利益也更多，要比做海盗强。
而许平丞与濒国“商人”的交易，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同时许平丞也发现与他交易的濒国“商人”背景可能不干净，因为这些濒国商人都是武士，有战伤，虽然和气，但是掩盖不了他们的一些习性。
可是看在钱的份上，主要是白银，许平丞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许平丞是害怕豹韬卫追查到这些濒国商人可能是海寇，然后牵扯到周晟，因此这件事他没敢告诉家里。
而讽刺的是，二十年前周晟在莱州的封地还被濒国海寇给一把火烧了，小舅子今天和可能是仇家的商人做起了生意，周晟要是知道了，肯定是绕不过他的。
但是，就事论事说，这件事上许平丞没什么好担心和隐瞒的。
首先，朝廷现在允许和濒国做生意，这不违法。
其次，朝廷现在法律开明，即便最后发现这些商人可能是海寇，许平丞大可推说自己不知道，也不会怎么样。
其三，可以从第一主观认定，这些海寇已经从善多年，不具备作案和犯罪的追溯性，他们就是普通商人，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因此即便查到许平丞头上，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这件事是许平丞自己不对，同时又害怕周晟的怒火，而且是他瞒着家里干的，自己中饱私囊收白银，里外不是人。
这是幸亏没做官，也没当上国舅，这要是做了官，当上了国舅，肯定是第二个杨国忠。
至于许平丞交代的避税问题，确实有这种情况。
二十年前朝廷陆续修订税法、税目、税率，增加外爵之后，为了平衡内外爵的特权，同时进一步收紧勋贵特权，打击黑恶贵族、勋贵，就必须在一些层面做出让步，以缓和矛盾。
而国内可以进行调整的政策空间较为有限，因为放权容易，收权难，所以朝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贸易。
贵族、勋贵在国内经营生意、农业、手工业，其实是免税的，但是对外贸出口却没有明确界定，是法律空白。
因为岐帝国开国的时候，就没有迫切的外贸需求，所以这一块是空白。
沈云卿藉此为切入口，为贵族、勋贵量身定制了外贸进出口交易的税法，根据爵位高低不同，不同等级的内爵，只要你的商品和生意从事进出口，都要按等级，按交易额数量缴纳阶梯税。
而税率要比普通商人和老百姓低一些，但也没有低到感人的地步，只是稍微低一些。
为了彰显爵位等级差别，爵位越高，税率相对越低，但每一级也就差零点几。
但问题是爵位等级越高，手里的资源就越多啊，同样是商品A，普通商人出口十件，执行百分之九十的税率，贵族出口十件，执行百分之六十九的税率，在最终销售价格都一样的情况下，最后的盈利就没什么区别。
但是，普通商人最大的供货量就是十个，而贵族的供货量可能是一万个，十万个，一个不多，积少成多，那就非常可观了。
贵族的最大经济危害性就是无需交税，同时又垄断地方经济资本，然后能不断通过大资本和大资源获得暴利，这是贵族经济的最大危害。
但是当下又得要依靠贵族，维持王朝政治，所以又不能得罪权贵阶层，尤其是那些不犯法，但经济比重有很大的贵族。
因此既要治理贵族，又要控制贵族膨胀，就只能采取打压和让步的双从措施，一张一弛，张弛有度才能解决问题。
而沈云卿正是看到了外贸发展，日后会超过贵族在地方的经济规模，所以在外贸税收上做文章，利用权贵阶层对外贸较为忽视和认知不足的局限性，完善外贸法，给你一步到位约束起来。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事实也证明外贸经济正在托起国内经济生产和市场消费，权贵阶层通过对外出口和进口，获得了大量经济好处的同时，也向朝廷缴纳了海量的税收，朝廷通过监控这些税收，就能推算出这些权贵从外贸当中得到了多少好处。
当然，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尽善尽美，特殊条件背景下，总有局限性和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