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尤其是农耕时代，司法力度往往比军实力量更重要，因为这一时期的司法力量与军事力量高度重叠，军队系统政治体系无法有效以制度化措施分离，高度集中于一个人或几个人。
如果司法系统出现崩溃和退让，无异于是在向军队系统发出不好的信号，所以往往朝廷不会做出让步，宁可将错就错，也要保障司法对大局的震慑力，这个时候个人就只能让位于大局。
至于昭告天下公开谈判内容，那更是扯谈，且不说造反历来是大忌讳，现在国内局势不稳，这边造反满天下都知道，无异于鼓励其他蠢蠢欲动的地方跟风起义。
同时由于通信的落后，这种舆论的扩散，往往会形成谣言，尤其是反王周照宁盘踞巴蜀，此时要是兴风作浪，就可能掀起更大的麻烦。
现在封锁消息还都来不及，那可能满世界的宣传。
于是在汪晨贵看来，沈云卿的出的注意无不是祸国殃民。
但沈云卿毕竟要比汪晨贵多一千多年的认知，汪晨贵考虑的层面，沈云卿当然也能想到，沈云卿提出的举措，却未必就是汪晨贵所想。
翌日中午，根据双方事先约定，朱公成派人前往汪晨贵大营以东五里，汪晨贵、沈云卿、王柬出营见面，双方个带两百人，不准大队跟随。
朱公成派来的人沈云卿倒是认识，屯垦二乡的耆老田庶仁，今年六十三岁。
“耆老”是本意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年纪一般都是六十岁奔上才称耆老。
眼下是乡一级的管理者，性质相当于乡长，但不是官员编制，也没有品级，仅相当于委托管理，一般由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物担任，协调乡和县的行政管理。
由于当下人口相对少，乡一级的人口多的只有一两千人，少的才几百人，一个小县几千人几个乡，大的县几万人，所以一个乡可能就是几千人。
如果都编制官吏，全国得有几千上万个乡，这个支出可就很大了。
所以县以下基本不置官吏驻留，但是县令定期会下乡巡查民情。
沈云卿迁民屯垦，让他们自己选耆老，这样公信力强，容易迅速凝聚民心，恢复农业生产。
而在其他州县，由于腐败和行政体系的失灵，这些个耆老逐渐沦为家族世袭，形成地方豪强、大地主，耆老奔下的里正，也难逃家族化，形成小地主，继而成为顽固不化的地方利益势力。
耆老、里正渐丧失本应有的公正力公信力，和协调官府的之责，相反沦为官府控制地方的工具，和剥削老百姓的抓手。
沈云卿让他们自己选，不是搞一人一票，因为自古以来这就是中国的常态。
皇权之到县，县长以下都是搞普选，乡长以上都是朝廷任命，如果乡长以下都朝廷任命，在那个缺乏通信和资源的年代，这是不现实的。
下至村长，上至一品大员，人人都要朝廷操心，皇帝就什么都别干了，天天认人都忙不过来。
但是让地方自己任命，朝廷又放心不下，因为容易形成地方勾结，所以初衷是让地方上自己推选乡长、里长、村长、保长、邻长，并且设了德高望重、品德高尚、孝道可嘉等门槛，让老百姓自己选，也就是传说中的举孝廉。
当然，这种举措在王朝早期是可以的，中后期逐渐变质是必然结果，因为社会和资本都在发展，朝廷的机构逐渐失灵，丧失良性更新的能力，这种制度自然就崩溃了。
而且王朝崩溃，一定是基层先出问题。
所以说中国自古没民主，那是放屁，逻辑上，现实中也不存在不民主的操作空间，这么大的国家，全国好上万乡长，几万个村长，不选举，难不成让皇帝自个儿任命？或者说，皇帝放心把基层政权交给地方去搞？
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根本是广义资源的分配权，而基层政权是一切行政资源的根本。
现在皇帝忙不过来，又不放心下边去搞，那总得有个至少目前两全其美，还得省时省力立竿见影的办法，只有让乡里自己去推举。
当然，再光明的时代，也一定有黑暗的角落，你不能指望这种处于皇权思想的推举一定就完全公平，没有徇私舞弊，但是至少保证了大环境的相对公平，做到这一点，对于偌大的国家而言，就已经基本足够了，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稳定才最重要。
见到田庶仁，他很是激动：
“沈公子，朝廷当真把你放了？”
“尚未脱罪，需得等抓了虞童后秉公审理。”
沈云卿实话实说，但汪晨贵本以为怎么都应该脸面上过得去，现在沈云卿说朝廷没放他，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于是他说：
“宣德郎，莫要辜负陛下的嘱托。”
“汪大人放心，沈某自有分寸，最起码的取信于民，还应该有吧。”
“哼，若是辜负了陛下，你自己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