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桑劲川参见陛下。”
“免礼，平身。”
“谢陛下。”
待等桑劲川收起礼数，女帝微垂着凤目，脸上充满耐人寻味之色说：
“朕最近听闻，有百官议论铜钱日贱，可有此事？”
“呃，回陛下，臣并未听说有人议论铜钱日贱，倒是听说最近数年间宁阳高产稻种惠及全国，高粱种植连续数年丰收，粮价大跌日贱是有的。
此外布匹也因北方种棉增多，工部蒸汽织纱增多，价钱也大跌，牲畜、鸡鸭也比往年便宜三成多，海通治下的猪肉竟只有十年前的五成，百姓家的鸡鸭鹅更是多得吃不完，甚至海通新修的县城，用的都是鸡蛋拌三合土，与其说是铜钱日贱，不如说是货多了价钱贱了。”
桑劲川毕竟是吃经济这口饭的，女帝要糊弄他，显然不容易。
“但朕听闻，铜钱却比以往更难使用，百姓如今更爱金银，可有此事？”
“呃……陛下，由于外世战火连年，海上与陆路往来客商日渐减少，我朝自两年前开始，每年外世岁入金银大幅减少，民间金银不足，虽然铜钱与金银比价未变，金银流入减少，导致价钱日贵，但并非铜钱日贱，还请陛下明鉴。”
由于地处马六甲海峡的罗娑国被灭，同时乌兹曼国采取贵金属收紧与新财政税收政策，导致流入岐帝国的贵金属急剧减少，前年岁入贵金属粗略统计比往年少了三成，去年粗略统计的的岁入贵金属更是比往年少了五成。
而中原王朝的货币以铜钱为主体，贵金属并非民间交易的主要货币，但是铜钱和现代纸币还不一样，纸币最终多要流入银行，所以政府能够统计纸币的流通量、存量以及控制纸币的回收。
而铜钱却不能，铜钱有历史存量。
简而言之从开朝到王朝灭亡，期间发行的铜钱基本都会留存在民间交易和个人手中，很难像纸币一样用过通过现代金融体系进行回收，也就没有统计。
如果开朝时期有一亿贯，然后每年都增加铸钱，到了王朝末期，货币累计存量可能高达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
但王朝末年的税收效率却比开朝时期还要少，同期的铜钱存量比任何时期都高，加上战争和天灾人祸带来的生产力衰退，资源产出带来的减少，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崩溃。
此外还有一种极端，南宋模式下由于经济高度发达，所以战争后期税收规模都到了几个亿，但实际上由于蒙古屠灭了中东和欧洲，海外市场萎缩，同时国内因为战争人口聚减，生产力开始倒退，但货币总量却在无限增加，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且南宋发明了纸币，铜钱的铸发至少还受到铜和铸币效率的限制，而纸币基本上已经实现规模化量产，想怎么印就怎么印。
由于铜钱存在历史存量这个弊端，中原王朝为应对铜钱的贬值和财政危机，就不得不转向更容易保值的货币，贵金属无疑成了首选。
由于中原王朝早期强大的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禀赋，大量吸引海外贵金属流入，贵金属又长期作为官方管制的货币，存量受到基本控制，朝廷再通过控制贵金属的使用范围和规则，缓解铜钱存量和货币贬值的财政问题，但根本上并没有解决货币的问题。
如明清时期，白银大量流入，但明清时期的财政效率还不如唐宋，若非人口增加，经济总量核算之后其实远不如唐朝。
当白银在明清变成普遍货币时，清朝中期又开始追求黄金存量，乾隆更是一度非常重视黄金的储备。
现如今输入岐帝国的贵金属减少，民间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物价更便宜，物价更便宜虽然调动部分了铜钱存量从囤积变成参与流通，但同时也带来铜钱相对贬值。
如今铜钱购买盐、布匹、粮食、肉畜、油料等民生商品价格比十五年前大幅降低，降幅最多的能有一半，但是铜钱购买丝绸、珠宝等中高档消费品的价格却没变。
发达地区的老百姓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对物质需求也在增长，从单一满足生活需求，开始追求更好物质需求。
这个时候铜钱购买高档物品的购买力仍然维持在十五年前，这就让铜钱购买高端商品的购买力发生了贬值。
因为老百姓的收入比十五年前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基本必需品的价格降低速度比收入增加更多。
这就好比十五年前收入两千块人民币，当时的米价是十元，丝绸每米一千元。十五年后收入增加至两千两百元，米价变成了五元，但丝绸涨到了一千三百元，收入是增加了，生活消费品价格是降低了，但更多受惠于农业产出带来的基本需求品价格的降低。
所以民间开始转向更为保值货币的需求，同时更多人参与与贵金属有关的行业发展。
通过增加贵金属收入，获得更高的购买力，因为朝廷和社会行业限制了铜钱在一些商品上的交易，迫使更多没有铜钱的老百姓，转向对贵金属需求，去购买中高级商品，改善自己的生活。
同时钱庄通过贵金属与铜钱兑汇，从中获取了利润，进一步加剧了铜钱向高级商品流通的空间。
此外还不得不提公孙芸惠的小金库，自从开始垄断珍珠和玻璃，进入内司府的黄金白银贵金属每年迅速增加，而且多数是只进不出，然后只拿出部分投入金戋寺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