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最大的好处是国家权力可以暴力化，可以用一切集权手段达到战争和国家建设目的，做一些和平时期无法完成的建设工作。
如战争时期的工程建设，一定是以最高标准，最高速度，不惜一切代价和资源进行的项目，目的是为了保证国防和战略安全。
中间发生死人、事故乃至重特大险情，都是被允许和容忍的，而在和平时期，三年的工期压缩大一年完成，期间死了二十个人，发生险情数百起，相关责任人肯定是要被生产安全部门和司法部门送进监狱的。
但战争期间，一切以大局利益为重，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目标，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政权最高意志。
如今为填补薛伯充主力东进辽东的兵力空虚，从关外向关外调集了二十万新编岐军，同时为保障这二十万人的吃喝拉撒，朝廷已经完成了供应后勤的调整，所以这二十万人的背后存在着一条上百万民夫供应的后勤保障网络。
议和后如果遣散二十万新编岐军，一同遣散的还有背后一百多万民夫组建的后勤运输系统，朝廷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系统，已经花费的无数钱粮就会随着议和的结束而打了水票。
当然，不可否认这二十万新编岐军在战略上起到了震慑作用，迫使忽喇不敢放手侵略，但没有投入战争，而战后遣散，依然是一笔巨大损失。
有鉴于此，既然人都已经出了关，后勤保障延伸到了关外，沈云卿打算延长这批二十万岐军的役期年限，同时从中先抽一批人，向北扎几个居民点，同时从关内调集收割车、农具，让二十万人屯田。
同时期让忽喇出人，替岐军在塞外寻找林地伐木，岐军用木材修建屋舍和冬季取暖。
而且蒙古高原有大量煤炭，储量相当丰富，只要派人找，即便当前勘探技术低下，但总能找到一些。有了煤炭，冬季就能取暖，解决林木较少带来的供暖问题。
战争永远充斥着极端和暴力，任何王朝开疆拓土要想稳固边境，从国内暴力迁徙人口难度大得多，利用军队的组织力和绝对服从力化军为民是常态措施。
“关外的二十万新卒役期可以先延长三年，期间以每年迁六千岐军及其家眷的规模，以五十到八十里为一个县的距离，一个县两千户人的数量，自南向北往塞外扎营。三年可以扎九个县，岐军一万八千，以一户五人计，就是九万人，每户由朝廷发放补贴钱款，和牛羊马匹若干，收割车一辆，免除赋税五年，这笔钱由国库与金戋寺一起承担。”
“三年九个县，每户还要给牛羊马匹若干，收割车一辆，川资与安家费少许，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
邱继匡有些吃惊，但沈云卿说：
“短期之内是亏本的，但只要熬过五到八年，日后大有利可图。”
现在只要听到亏本有利可图，李义清就想扯根白绫自己了断，他说：
“迁民耗费巨大，即便见效，也得四五十年后，五到八年岂能收回本钱。”
“这就得看如何经营，此事就无需二位大人操心了，既然本王提出此议就一定有办法牟利。”
“那剩下的岐军三年期满之后何去何从？”邱继匡追问道。
“三年期满之前，但凡愿意在关外种地者，可在三年之内举家前来关外，举族者可以给予更多安家费。而三年间关外的二十万岐军可以屯田，修建屋舍，家眷迁到之后也就地参与屯田，工部将制造更多收割车用于关外，朝廷应该减免边屯岐军及其家眷田赋劳役，因此屯田的三年间可以解决粮草的大头，剩下不足之处再从关内运。同时将部分库兀图族编入屯边，加强朝廷实边。
至于三年之后，自愿迁徙戍边岐军兵士与家眷就地安置在关外，然后以每年两千户的规模，继续向北扎县城。其余新军役期届满之后，解散还乡。”
“迁民就要筑城或是修堡，还需委派官吏或堡长，所需人力无以计数，海郡王可曾想过。”
“那邱大人可曾想过，忽喇岂能容我朝一边塞外迁民，一边塞外筑城，而且还是用忽喇的人力替咱们筑城，他们有这么傻？”
“郡王的意思是，忽喇能允许我朝迁民，但绝不会允许修城。”
“那是自然，多修一座城池，就是多一次攻城，多一些死伤，忽喇岂能自己找苦吃。所以本王也不打算筑城。”
“哈啊！”邱继匡大吃一惊，连忙又说：“迁民不筑城，这可是大忌啊，塞外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四十余万人迁往塞外岂不成了忽喇口中之食。”
“那邱大人可曾想过城墙就一定得是城墙？”
“郡王何意？”
“眼下塞外迁民，新修的屋舍只能是木材修建的木屋，但日后可以修建一些两层楼高的水泥屋舍，把县城围起来，朝外的一侧墙面加厚，平日用于住人，战时便是城墙。
而且十年十五年后，可以给塞外百姓配发枪炮用于自卫，忽喇骑兵何足为虑。”
“嘶……”
迁徙人口与筑城或者修堡子，一般情况下两者是配套政策，既迁徙人口实边，就一定要修防御性功能的设施，否则冷兵器时代没有城墙的保护，很容易遭到袭扰和攻灭。尤其是邻居是游牧民族，修建城墙和堡子是必备硬件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