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的土豪们，他们在面对朝廷大政时，往往反应过激，并且易于采取一些暴烈的行动，粗糙莽撞，不讲方式方法，这实则是缺乏手段的一种表现。而相比于边鄙那种刺刀见红的正面抗争，发生在大汉核心农耕道州地区的对抗，则要更聪明，更隐蔽，也更难缠。毕竟，比起那些不通礼仪、不晓分寸的乡巴佬，如中原、河北、湖广、江南这些地区，汇集的可是大汉的权贵与贤达，再次也是乡绅名流，比起一般的土豪，他们才是与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军。不管是认知、影响，还是手中掌握的权力、实力，以及能够发挥调用的能量，都不是那些发生在边鄙的闹腾所能并论的。而经过七年的试探、碰撞、纠缠过后，大汉帝国在土地问题上占有核心利益的勋贵、官僚、地主们，其应付手段也在岁月的流逝之下，不不断进化。从最初的争议，到明里设阻、暗中对抗，再到钻法条漏洞，在保证人身依附的情况下完成名义上的分地到户，再到如今肆无忌惮隐瞒土地，这其中发生着的，就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权贵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但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他们都没有直接的对抗，那是下策，过分了只会招致朝廷的凶狠打压。而除此之外，他们有数不清的手段、办法，掌握知识、熟悉法条，甚至掌握法条解释权的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会迸发大量的灵感，去迂回，去斜插，从侧面，从背后发起“进攻”。而那些隐藏在暗中的阻挠，也是更难缠的。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大汉税税改发展到如今，已经陷入到一种停滞的地步。整个过程的发展状态也很清晰，从初期的势如破竹，到中期的纠缠碰撞，到如今的挣扎困难。更为关键的是，改革力度再往下探，谁也不知道会掀起怎样的浊浪，会不会影响国家稳定，危及朝廷统治。当然，到目前为止，税改的成果还是可观的。其一，对各层地主阶级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其二，不论有实还是仅拥其名，凭空诞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土地兼并的情况有所抑制；其三，新税制下，小农小户的粮税负担是有所减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其四，则是大汉的财税有了一定的增长，当然，增幅并不大。尤其是第四条，这也能从侧面反应出税改的一些问题，仅从改革初衷而言，并不是因为朝廷的财政出现了大问题，中央收不上地方的税了，那就是世祖皇帝的一次乾刚独断般的尝试这也是不为许多人所接受的一点，在许多臣僚眼中，此次税改是完全没必要的，甚至打心里认为是世祖皇帝又瞎折腾了在税改的这七年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量的改革先锋、行家里手，呈现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气象。不可否认，在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他们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设想，也愿意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尽一份心力。但同样，这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至于剩下的人，有些是无脑遵从皇帝的诏令，有些是心存疑虑但面上大力支持实际行动则有限，有些则是单纯迫于世祖皇帝权威不敢违逆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极一时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带有投机心理，当然在税改中表现出突出干才的，也的确升了官，晋了职。一个潘佑，一个郑起，两个南臣，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后者，潘佑还有名声加成，又有老相赵普的提携，而郑起呢，为官刚直得罪了数不清的人，如今却已是堂堂的辽东道主官。因此，至少可以下半个结论，大汉帝国起于开宝晚期的这场税改，是一次并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致力于解决土地矛盾、缓和统治矛盾的积极实践。到如今，在开宝远去、雍熙道来的当下，这份实践也已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是继续深入改革，还是适时收手，这个问题已然摆在了皇帝刘旸面前。对过去七年的税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勋贵、官僚，还是地主商贾，都一直处在妥协的地位。朝廷进一步，他们挡一下，挡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复，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团退至妥协的底线。那几乎是一种“社会意识”，由大汉勋贵、官僚、地主阶级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皇帝要进行改革，朝廷要改变税制，他们阻止不了，也没想着完全阻止，否则就太小觑当前帝国体制对于皇帝权威的加成，但同样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说了算了。在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与新政的拉扯对抗中，那份“底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以土地作为税制标准，以土地数量区分税额等级，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愿意曝光多少土地，将之“分”给族民、扈从、佃户，又愿意把多少土地登记在官府的籍册上，却得有个讨论的空间。而朝廷若想着全贪全占，让大伙把家底都露出来，那就触及大伙的“底线”了，也必然引发反抗。当然，在进行试点改革的时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点，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彻底把权贵、地主“打倒”，“压服”，就这，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混乱。朝廷可以在一县，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绝不可能铺开到全国范围内，那根本做不到，毕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国的根基（勋贵、官僚）给掘了，革命也不是革自己的命。事实上，当初选择京畿、河南作为试点，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就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无他，阻力太大了。想着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着从硬骨头开啃，结果证明想多了。早在世祖皇帝驾崩之前，各地对于税改的反击就已经开始了，当然，也是怕世祖皇帝发飙，掀桌子杀人，还算克制。但在那三两年，各种因为税改产生的问题，如纸片一般飞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诸相案头，甚至进入皇帝与太子的视野。虽然针对性很强，但人家也不是无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确有其事，但争议归争议，反对归反对，整体上还算在“规则”之内。但自世祖皇帝驾崩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更准确得来说，是在刘旸登基后的半年里，情况变了，上上下下，自内而外，矛盾升级，冲突加剧。地方上，屡屡传出因为对土地清丈结果不满，导致的骚乱，民与民之间，村与村之间。在税制内容上，山地、丘陵问题，肥田、瘠田问题，水田、旱田问题，凡此种种，都引发民间的冲突与骚乱，各地官府也是头疼不已。同时，官吏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囫囵吞枣，敷衍了事；前任一个做法，继任者又一个做法；地方官僚对税改大权的争夺；改职吏与地方官僚借税改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当然，一些改革派、税改官本身无能甚至贪婪不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并且被人抓住痛脚，狠狠攻讦。还有一些人，从改革派变成中间派，从锐意进取，变得蹉跎懈怠，乃至直接跳反，投入保守派的阵营，开始以丰富的改制经验去反对改制，攻击那些失误、缺陷之处。更有甚者，被地方上的势力拉下水，不只在改革上松手放纵，还沆瀣一气，欺瞒朝廷。而地方上的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很多分到地的新自耕农，不只要还主家的“借贷”，还要缴纳新制下的正税。有些猖獗的地方，甚至直接照着原本的主佃分成来算，也就意味着，这部分新自耕农们，不只在实际上保留着原本的佃户身份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向朝廷缴纳一部分正税，这就是新税制带来的改变。很多底层百姓，做佃户时，还能勉强度日，成为自耕农后，有了自己名义上的土地，日子反而更加清苦了。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引发不满，甚至怨愤，而这一部分民怨，在有心人的引导下，自然指向朝廷，指向那些税改官吏，指向新税制。再多些压迫的动作，再多一些挑唆，骚乱就产生了。到雍熙元年七月之前，半年多的时间内，河东、关内、剑南、两淮、三江诸道，发生了上百次民乱。尤其是江西道下属的丰城县，竟然发生上千乱民冲击县城，打破衙门，杀害官吏，形同造反。虽然迅速被镇压了，但影响极其恶劣，这可不是边远地区的蛮族少民作乱，而是汉人。上一次，还得是榆林之乱中的袁氏兄弟而这些乱象，伴随着各种声音，层层上报，有如万千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声势滔天，直指新税制。而在皇帝最新收到的十几分奏章中，已经有人建言，该废除新弊制，恢复旧制，还天下以安宁了!虽然只是开个头，但皇帝泽雨轩 zeyuxua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