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爵已到顶，权又不能胡乱伸手的二位国公爷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比赚钱更有意思的了，如果不赚钱，他们甚至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原本，赚钱这种事只是他们保持门第尊严的一种必要手段，毕竟过去也有顶着世袭爵位却把家产败空，惹得天下人耻笑的例子。而当高务实手把手将他们拉扯进海贸这个宛如抢钱的行当之后，他们才真正对赚钱有了主观意义上的兴趣，并且这种兴趣还与日俱增，几乎成了他们心目中生命的意义。之前曾经说过，有明一朝的海外贸易从大明建国的初期就已开始，且规模愈来愈大。明朝所谓的海禁，大部分时候不过一纸空文。当时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抗倭防倭，后世国外文献中说：“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不仅国外文献这样说，国内的各种史籍、文献也都如此表述。例如明人王抒就说，“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舰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成化弘治之际，即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可以说，到了晚明时期，海外贸易发展已成磅礴浩荡之势，繁盛已极。此时，日本诸岛是私人海商的主要贸易地区之一，是大明生丝及各种纺织品、日用品的主要市场。“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此时生丝价格在大明国内约每担60两银，到日本却可卖到五六百银两，毛利达十倍。而从日本输入大明的有：“互市华人的货物有金银、琥珀、水晶、硫磺、水银、铜铁、白珠、青玉、苏木、胡椒”以及土产、海货等。据《晚明史》记载：“生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费。”“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在这一时代，大明的外贸大量出超，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的规模输入中国。“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总而言之，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晚明社会变迁》一书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而李隆生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美国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反正，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说明当时的大明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即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大明盛产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之高，绝非某些人所黑的那样糟糕。然而对于勋贵们而言，他们本身并不生产多少商品。一开始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什么都不生产，后来在京华的影响下才逐渐涉足生产行业——比如京华后期投资的新水泥厂、新纺织厂等等。不过他们的涉足是以依托京华的方式进行的，简单点说就是入股京华的各个具体工厂，主要参与查账和分红，但不管工厂的运作，属于比较表层的“生产”。虽然参与了“生产”，但他们发现其他商品价值虽然翻倍，但相较而言军火才是大宗交易，几乎可以说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那种。比如说万历十四年款京华二号重炮，张元功、朱应桢等人实际每门的毛利润竟然高达1100两，只需要卖十门炮就能赚上万两银子。哪怕是财雄势大的勋贵们也不得不咋舌，希望能卖更多。可惜这很难，因为京华的火炮销售两个大头是朝廷官军和南疆各国——实际上南疆属于内部销售，但也不是成本价，因为高务实坚持内部也要各凭本事，他只规定了最高溢价率和优先保障供应的顺序。于是勋贵们虽然很乐意偷偷摸摸卖炮，但实在不容易搞到货，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的状态。这种状态催生了他们另一个想法：日本的银子这么多，咱们现在货源又不充足，那不如干脆做无本买卖，直接去抢他娘的！为了说服高务实，两位国公爷作为勋贵集团的代表，居然还提出了“政治见解”，他们表情沉痛地向高务实说明：大明对日本的出口大头，如方才提到的“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这些，几乎都控制在南方商人手中，或者说南方商人掌握的产能远高于北方。原先一开始的时候，北洋海贸同盟仗着舰队优势(包括运力和安全)，还能压着南方商人一头，然而随着两洋舰队把海盗扫荡得只剩些零星小团体之后，南方商人很快依靠生产能力和祖上的资本底蕴追了上来。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南方这些巨商一贯站在心学派的背后，所以一旦商场上的形式发生逆转，实学派在朝中的敌手实力也必然越来越强。这番话听得高务实都诧异了，你们两位难道也投身我实学派了？那肯定不是，这二位只是投身金银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带给他们金银的是高务实，所以连带着他们还真觉得自己与实学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位国公爷的话虽然出发点肯定有问题，但高务实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不仅在国家层面正确，在派系层面也同样错不了。原历史上晚明时期的东林党为什么嘴炮打得震天响，但一说要收商税就跟挖了他们家祖坟似的？还不是因为东林党背后站着的就是江南的豪商集团！由此可见，派系背后的经济实力是否强大，对于派系之争的结局也是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这些年京华的发展的确快，连带着高务实一手捧起来“勋贵资本集团”也有逐渐登上舞台的趋势。然而，小蝴蝶的翅膀不可能精确地只扇动高务实想要扇动的地方。江南豪商集团的优势底子明摆着放在那里，无论是对大明原有优势产业的掌握，还是自身雄厚强大的经济底蕴，都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于是他们回过神来，也开始循着高务实趟出来的发财大道走去。忙于政务超过忙于商务的高务实还没开始重视，而一门心思发财的“勋贵资本集团”却反而敏锐的发觉了异常。按照朱应桢的举例，高务实发现在传统蚕丝生丝上显然南方资本占据绝对优势，北方几乎只能仰仗他新近两年搞出来的柞丝产业，吃点中产阶级的买卖。然而柞丝产业其实也不算标准的“中产阶级商品”。上层的蚕丝制品和下层的棉布制品一直对它形成高低两个方向的挤压。蚕丝是南方商人掌握的，棉布也是南方商人掌握的。所以柞丝产业打开市场虽然还算顺利，但这个市场迟迟不能进一步扩大。要不是高务实又开始在整个北方推广棉花种植，并仗着掌握先进织布机(珍妮纺纱机京华改进款)的优势开始涉足纺织业，只怕整个布料产业都要被南方包圆了。泽雨轩 zeyuxua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