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童丽雅和刘闵慧，这俩当妈的在影院里哭的稀里哗啦，夜宵的时候一个劲的给孟轻舟洗脑；
什么这么好的电影，让院线多给点排片呀，什么不要在意那些身外之物呀，弄得孟轻舟都以为自己是无良商人了；
坦白说，《亲爱的》除了前后对称的叙事结构，没有什么耳目一新、开宗立派的导演手法；
“反思二次拐卖的道德困境”的选题切口也只是不落窠臼，称不上醍醐灌顶；那敢于触碰现实题材的社会责任感呢？当然值得嘉奖，但这已脱离电影的本体；你甚至可以说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发生，都市报都登腻了；
那为什么仍然牛逼闪闪？
陈可辛当然算不上绝世天才，却称得上高段匠人；
整部电影他很好的搭建了一个让观众能够共情的环境，煽情却不滥情，凄惨却不虐心；
整个故事并未跌入一个深不见底的绝望之中，黄博曾经建议他：“我觉得悲喜剧特别好看，可以适当加一些喜剧元素，不能一个劲悲伤，不要一直往下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感谢宴上，黄博对张译说：“韩总你帮了我们这么大忙，他应该叫你爹。”这句肺腑之言是一个感动点，但不免让气氛尴尬，张译灵机一动，对着孩子喊了一声“爹”，化解了尴尬，让观众一笑，也卸下了心防。之后，张译半瓶酒下肚，趁你不备，声称放弃寻子，深情鼓励田鹏，宛若己出；
还有在角色的设定上，虽然境遇凄惨，却非懦弱无能；
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主观能动性，面对命运无常，再苦再累都没有放弃，而是穷极一切去努力争取；
而在孟轻舟等内行人眼中，陈可辛在本片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对群像的塑造；
在一部130分钟的电影里，一个香港导演竟然拍出了大陆各阶层的众生相——农村妇女、底层打工者、中产家庭、土豪、公务员、警察、律师、福利院长、法官……
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不是仅仅有一个身份，而是有性格、有立场，跃然于荧幕上。
“大姐，没你们这么干的，是，电影立意确实不错，不过这都快上映一周了，怎么可能再加排片。”
小圆脸也是忿忿的瞪了老孟一眼，妹子已经有了带宝宝的计划，对那些人贩子恨之入骨；
“轻舟，我觉得家里的基金会可以对那些寻找自己小孩的家庭给予适当的援助，你认为呢？”
“这当然可以了，你和小狐她们商量，最好能有个详实的方案，还有，千万别宣传，否则人家还以为你们蹭电影的热度呢！”
“放心吧，不会给你孟老板丢人的！”
作为导演，或者换一种高大上点的说法，作为文艺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触碰到社会责任感的话题，如何确保自己的作品在娱乐大众的同时能起到某种颂扬、警醒的作用，是每个艺术工作者最难以衡量的；
《亲爱的》值得这么高的口碑！
陈可欣是个聪明，一直以来饱受争议。
从《甜蜜蜜》一片搭着内地人赴港与金融风暴的顺风车，到现在《亲爱的》以拐卖儿童搏尽眼球。他似乎总能抓住时代的痛处，还能数着钞票同时给观众当头一棒。
不少人在观看本片后评论到，觉得陈可辛“逃避，没有给出态度”、“将沉重话题商业包装”，也有很多声音说，他是个聪明的人，一直知道观众的泪点在哪里，什么题材吃香，市场需要什么。持这样观点的人甚至觉得陈可辛消费了拐卖儿童这个话题，揭了伤疤，赢了票房，却无补于事。
孟轻舟并不这样看，一部揭露社会严重问题的电影，第一时间关注的，不会是它的艺术高度，而是它的传播广度。商业化意味着更多地考虑观众，那么它无疑更通俗、易懂，易于入口，这代表会有很多人买它的账，这才是这部电影最需要的。它需要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多人谈及，越多越好。
让别人正视、重视拐卖儿童问题，才是它最大的使命。
如何解决问题，本来就不是电影的职责。但提出这个问题，将这个问题拎到公众面前，这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已经是问题改善的第一缕希望了。
“小博这次有出彩了，要请客啊！”
黄博正和徐铮交头接耳，应该是在安排酒后的娱乐了，听到宁昊招呼他，抬头就冲服务员招手：“妹子，给咱这桌再来两箱啤酒，算我的！”
“我说你还要不要脸了，还要不要脸，两箱啤酒，能不能上点档次，你来瓶拉菲会死啊！”
黄博就着手里的花生米赏了耗子一颗，“片酬我只要了100万，杀青回来哥们就捐给老孟的基金会了，你好意思让我请客？”
“博哥，你怎么没告诉我们？”丫头捏着一只龙虾，诧异的问黄博；
黄博面露苦涩，“有啥好说的，尽点心罢了，我拍戏的习惯你们知道，拿到剧本一般我都会自己搜集些人物相关资料，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几乎都是支离破碎，为了找孩子，丢了工作、卖了房子，看到这些，老实讲，心里真不是滋味，多了咱帮不上，捐点钱略表心意吧！”
见众人都有点感怀，老孟拿着酒杯往桌子上顿了顿，“好啦，都别想太多，我替大家多尽点力吧，蜜蜜，你从基金会里拨2000万，再找人联系打拐办，算我们集资捐款吧！”
没人觉得意外，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自从孟轻舟成立了基金会后，他这些朋友每年都有捐款，虽然有多有少，但大家也一起做了这么些年；
9月30日，《大人物》全国上映，让人意外的是，都以为万重山会给出超高的排片，没料到仅仅只有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