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崎马不停蹄地寻找那四个闹事的农民工，就是想尽快查出幕后的指使者来。
如果这事儿的幕后黑手是司老大或者刘小军，那么，他就绝对不会只是找几个农民工过来闹事那么简单，更厉害的后手，一定在后面。
他不能就那么干等着，他得反击。顺着农民工这条线往上捋，早晚查到司老大那里去。
只要他找到确实的证据，他可不管司老大认不认。
这不是警察办案，还要你的什么口供。只要老子认为证据确凿，就是你干的，老子才不管你认不认。敢搞老子一次，老子就敢搞你十次，咱就看谁更狠，到底谁怕谁！
他这么着急着往下追查，其实心里也是怕在他追查到真凶之前，对方再一次去聚香坊闹事。
第一次闹事，又加上唐城晚报那篇豆腐块文章推波助澜，外界就传的沸沸扬扬的，严重影响了聚香坊的生意。再闹一次，后果真就不堪设想。
追查农民工的同时，晚报那边，他也没有放过，联系了电视台曹副台长，找了晚报所属的宣传部相关领导，大家在一起认识了，领导们也挺讲义气，答应彻查，到底是谁整了那么一片豆腐块出来？
同时，在曹副台长提议下，晚报派出专业记者，前往聚香坊采访，准备根据聚香坊的实际卫生状况，再写一篇详细报道，发表在第二版主要位置上，以抵消上一次不实报道，给聚香坊造成的不良影响。
第一版是宣传政策和领导活动板面，没有市一级领导发话，晚报不敢给高崎用。给他用第二版主板页，已经是最高规格的待遇了。
之所以晚报答应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确实理亏。他们竟然找不到那篇诋毁聚香坊卫生环境的豆腐块文章，到底是谁写的了，只知道是读者投稿，排版编辑也是为了凑板面。而投稿的读者，用的是假地址和假名字，根本无从查找。
二十一世纪初，正是报纸、报刊一类出版物的黄金时代，审核并不严格。报社讲究的是盈利创收，多给大家发福利。只要是能够吸引老百姓的目光，能把刊物卖出去，报社是什么不着调的东西都敢登的，好多报道都没有经过核实，甚至都不经过主编审阅的。
沿着报社这条线索，很难追出个子丑演卯来。高崎只能听曹副台长的，要和宣传部门搞好关系，不要过于追究他们，该花钱还得花钱。
只要钱到位，他们铁定会为你服务，原来是黑的，给你说成白的，绝对没有问题。
为此，曹副台长还给高崎灌输了许多舆论如何重要的理论，听的高崎一愣一愣的，心里不由感叹，曹副台长绝对是个人才，只干个电视台副台长，绝对大材小用了！
就在高崎追到那四个农民工，去岳帆那里打听那个矮壮男子到底是谁，然后返回聚香坊的时候，房宽明找的四个海城人，已经行动了。
他们去聚香坊探过路之后，当天晚上，和房宽明商量好行动方案和付款方式，第二天就着手准备开了。
小嫚的哥哥要求房宽明先付款，房宽明则要小嫚跟着他做人质。
他找了一辆出租车，就和小嫚在聚香坊不远的一条街道上等着他们。同时，他给他们都买好了去南方的火车票。
四个人得手以后，到那条街道上跟房宽明汇合，然后带着小嫚一起去火车站，直接坐当晚的火车，离开唐城。
如此一来，就算高崎有天大的本事，也没办法再找到他们。
那个年头，火车票没有实名制这一说，街上和公共场所没有天网，外面监控设备也寥寥无几。只要他们短时间内逃离唐城，再想追查他们，恐怕就十分困难了。
十月份的天空黑的早，在那片老旧小区里，他们从楼上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透了。
小嫚要在路边等房宽明过来，而剩下的四个男人，要做公交车去聚香坊。
临分别，小嫚拉住哥哥的衣袖，站在他面前，许久才说：“小心点，实在不行就回来。命比钱重要。”
她哥就伸出手来，在她头上抚摸一下，对她说：“我知道，放心吧。”
“照顾好王利，他比别人二好多。”小嫚又嘱咐她哥。
王利就是那晚训她，嫌她净骗些穷鬼来的那个，他是小嫚的男人。
王利在一边听见了，就有些不服气说：“唉呀，你瞅你这话说的，谁二啊？我二你还跟我？我瞅你才虎儿吧唧地呢！”
小嫚不搭理他，眼里却晶莹透亮起来。
王利就心软了说：“你看你别哭啊。我二，二行了吧？”
小嫚就破涕为笑了，看看王利说：“你就是二！”
旁边那个叫小刘的男子过来说：“行啦，别扯犊子了，咱们得赶紧走，争取九点赶到火车站。姓赵的说火车是晚上九点半的。”
他不姓刘，他叫王钊，是王利的堂哥。剩下最后一个，是王钊的兄弟。
四个人能和小嫚的哥哥凑合在一起，主要还是下岗都没有工作，听了小嫚哥的蛊惑，从海城出来，想挣大钱，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