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以后，在市政法委干预下，市公安局终于同意，让刑警队协助交警大队，调查高崎那起事故。
事故已经进入定案阶段了，只是因为高崎迟迟不肯签字，才无法进入起诉程序。
这么简单的案子，还要再审查一遍，交警部门也有情绪，这不是浪费警力和资源吗？
他们只同意刑警部门派一个有经验的警官过来，复核一下案件卷宗。如果发现问题，他们才会同意重新调查。
于是，胡波就被派过来，查看那些原本就要入档的卷宗。
交警部门给了他一间独立的临时办公室，需要什么尽管吩咐。除此之外，大家都有手头的工作，脱不开身，就没有人陪他审阅这些卷宗了。
胡波知道，这是高崎能做的最大努力了，他也把所有翻案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可是，卷宗做的十分严谨，证据充分。从卷宗和现有的资料里，胡波找不到一点疑点。
原先他关于驾驶室那个床单用途的推测，对高崎和胡丽丽讲讲可以，对专业办案人员再这样说，就缺乏严谨。
没有其他有力证据来佐证他这个观点，这个甚至连疑点都算不上。
你说床单是肇事司机用来固定身体用的，肇事司机不承认呢？从专业上来说，任何其他的机械拉扯方式，也有可以把床单弄成那个样子的可能。
这仅仅一个还有着许多其他可能的推测，根本不足以推翻这个案子。
想要推翻这个案子，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寻找更多的疑点，和案件中其他不合理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浩繁的工作了，仅凭着他一人之力，短期内是很难有实质性突破的。
可是，案件已经发生了一个月了。随着时间流逝，案件发生时的，许多没被注意到的有力证据，比如交警队以外的其他监控资料，目击证人的寻找和其对事件回忆的真实可靠性，等等，都会逐渐变的模糊而不可靠，甚至有些遗留在自然环境下的，尚未被发现的证据，也会渐渐消失。
现实已经容不得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吸收消化这个案件，慢慢分析。时间拖的久了，交警部门也会提出异议。
他只能去思考如何快速突破这个案子。
他曾经设想过提审肇事司机，利用自己的突审能力，从肇事司机身上，迅速打开缺口。
可是，如果肇事司机果然是受雇杀人，就一定会有人包庇他，甚至会有人专门教他如何对抗审讯，提前演练一套对抗审讯的套路。
这时候就提审肇事司机，万一肇事司机按着提前准备好的套路对付他，一口咬定床单不是他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思来想去，胡波还是无奈地回到了，从可以得到的资料入手这条道上来。他开始调看事故那天晚上，肇事大卡车出现过的地方，所有交通探头的录像，逐帧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影像资料很多，边看边思考，从早上来交警队报到，这一看可就是十几个小时。除了去食堂打饭，他就没出过那间办公室。
他是副处级干部，二级警督，晚上不下班，交警队也只好派个警员陪着他。
最后，连陪着他的警员都不耐烦了，劝他说：“胡队，我知道你和高老板是同学，还是很好的朋友。您不在这个案子上找出什么来，对高老板不好交代。可是，我们也知道高老板手眼通天，对这个案子，我们也是全力以赴的。这个案子真的不复杂，就是碰巧了，事实很清楚的。您这样熬夜，对身体不好不说，实在是也没什么必要。”
胡波揉着有些发红的眼睛，严肃着脸对他解释说：“在我眼里，这就是一个案子，至于案子的当事人到底是谁，我是不会考虑的。你记着，咱们是人民警察，每一个案件，都牵扯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案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人民的一员，咱们都有义务和职责，去保护他们的权益。
办案过程中，咱们稍有疏忽，冤枉了任何一个人，都是对人民的不忠诚，都是对咱们人民警察这个称号的亵渎。咱们的疏忽，关乎到案件嫌疑人的切身利益，没准就会把人家毁了，甚至毁灭一个家庭。
所以，咱们必须得慎之又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他都把话说到上纲上线的份上了，警员也就只好闭嘴，舍命陪君子了。
熬到半夜，看警员实在熬不住，胡波就让他先去宿舍休息，有事情他再打电话叫他。
警员走后，胡波仍旧沉迷在那一大堆资料里，反复寻找，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破绽，他甚至都怀疑是自己疑神疑鬼了。这没准儿还真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可是，接着他就想到。高崎对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这件事情，与胡金川找高峰的事同时发生，的确有些过于巧合了。
他还是选择相信高崎。但他也意识到，这样沉迷在资料里反复推敲，已经毫无意义了。他应该换一种思路来思考问题，那就是假定有罪，反向推导。
他就坐在办公桌跟前的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慢慢思想。假如他是那个肇事司机，被人雇佣，准备撞死高崎，他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