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觉得长安、洛阳是唐朝的政治哑铃，但你看老李家皇帝每次遭遇兵乱，都一股脑往蜀地蹽，就知道这处关中后花园的意义了。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道：“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
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
作为“帝国续命金丹”的存在，巴蜀之地可是直接连着皇帝的神经元。
因此，镇蜀之臣“非上将贤相殊勋的人物，不能为剑南节度使。”
纵观唐朝历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虽不及河西、朔方星光熠熠，但也算名人辈出。
但在高适、严武、杜鸿渐、张延赏、李德裕等一干牛人中，韦皋却脱颖而出，无人能望项背，成了唯一一位“诸葛转世”之臣。
韦皋在蜀地做了些什么，能使其走上“从人到神”的通天大道？
一、西蜀的困局
唐朝是中原历史的豪劲时代，但这段岁月里豪劲的却不止唐人。
在李世民摧枯拉朽干翻突厥的同时，松赞干布横扫高原其他政权。
两个迎头相撞的巅峰时代，结果是在之后150多年里，死磕了170多次。
在川西方向，唐蕃军事冲突由来已久。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凭借川西诸羌的认同与配合，“寇松州（松潘），侯君集帅三总管兵以伐之”，开启了唐蕃百年战争的序幕。
但此后数十年间，两军你来我往的交手均无太多斩获，战争态势处于相持之中。
高宗凤仪二年（677年），唐军在四川茂汶西筑安戎城。
但不成想，这座占据险要之地，本为防御吐蕃而建的城堡，不久便被
蕃军借当地羌人的支持而夺取，反到成了吐蕃的战略支撑点。
此后六十年间，唐军多次图谋夺取均未成功。
738年，剑南节度使王昱调兵遣将，在左近另筑两城，试图以长期围困将其拿下。
但吐蕃军队大举增援，在蓬婆岭下大败唐军，王昱只身逃脱，被贬而死。
李隆基主政唐庭后，对牢牢钉在边境区的安戎城耿耿于怀，曾亲自主持作战部署。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南诏国的联络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联络上了安戎城内的翟都局。
当年三月，翟都局等人作内应，放唐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安戎城落入唐军手中。
吐蕃于6月、9月两次派兵复夺，均被唐军击退，兴高采烈的李隆基，将更名为平戎城，以夸耀功绩。
但好景不长，南诏国背离和安史之乱的双重打击，彻底改变了两国的战争格局。
756年（肃宗至德元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吐蕃、南诏联兵进攻剑南，巂州（四川西昌）、会同相继失守。
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蕃军连陷秦、渭、成、洮、河、兰、岷、廓、临、原等州郡，川西地区的松州、维州（四川理县东北）、云山城也被收入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