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财政拨款就别想了，德宗不但没钱帮衬，剑南道还得上缴赋税。另外，为博取皇帝信任，韦皋还得给李适上缴零花钱。
如此巨量的消耗，蜀地经济不但没垮掉，反而蒸蒸日上成了唐朝的支柱。这就不能不说韦皋的能力超群了。
为保持吃饭问题，韦皋先是在蜀地狂修了一遍水利设施，而后又对内附诸蛮给田、给牛，帮其安家耕种，扩充农业人口。
同时，茶、麻、蜀锦、造纸等拳头产品，都得到了飞速发展，闻名遐迩的“薛涛笺”，便是此时期蜀地手工业的代表作。
另一个“核武器”级的物资——蜀盐，也被韦皋牢牢捏在手里。
四川自古便是产盐之地，唐蕃南诏曾为争夺昆明城(四川盐源)的盐业资源，打得头破血流。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吐蕃从唐朝手中夺取昆明城，但吐蕃制盐技术相对较差。
贞元十年（794年），南诏驱逐吐蕃收昆明城，开始以汉法制盐。
贞元十七年（801年），韦皋麾下的西川唐军，再次从吐蕃手中复夺。
韦皋手里的蜀盐，不但提供了巨量的赋税收入，还成了拉拢诸羌的战略武器。“每有来附，辄以盐米相赏。不驯，则以盐茶控之。”
蜀地物资产量颇丰，还得能运出去，才能换成养兵的小钱钱。
为此，韦皋先以军事手段拿下重镇巂州（四川西昌），打通了蜀、滇两地的交通。
而后，又发挥基建狂魔的祖传基因，广征民夫在难于上青天的蜀地狂修道路。
韦皋“开路置驿”的措施，吸引了各地商旅，以西川为中心，进行货物流转。
茶、绢、麻、布、锦、药材、食盐等商品，在吐蕃截断丝绸之路后，形成了经川滇至印度的新丝路南线。
西川商业的极度繁荣，将成都提升为唐代最繁华的商业都会之一，有“扬一益二”之称。
繁荣的商业，给蜀地带来了庞大的税收。
德宗朝实行的两税法，讲究“量出以制入”，以减轻百姓负担。
但韦皋治蜀期间，却在正税之外又加税，并专门对茶商课茶税。
即便如此，成都的市场面积依旧爆炸式的增长，以至于为应对需求，韦皋不得不剑走偏锋，释放土地资源。
“太尉中书令南康王韦皋节制成都，于万里桥隔江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宏丽为一时之盛。”
正是凭借两手都硬的治蜀策略，韦皋在任21年间，蜀地从战乱频仍之地，转变为人心安定之所，成为唐后期仅次于江南的第二财政支柱。
因此，在《唐国史补》中评价其功：
“郭汾阳（子仪）再妆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人臣第一。
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老百姓以“谁能让我吃饱饭，谁就是神佛下凡”的朴素价值观，一手将韦皋托入神位。
“蜀人德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镌其文尊讳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人(指北宋)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
于是在晚唐的话本小说里，韦皋被嫁接到了诸葛亮身上，成了“武侯转世”，特意来为蜀地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