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可敦”的称号专指北方游牧民族可汗之妻，吐蕃赞普之妻则称为“赞蒙”。这两个称谓间有明确的界定，在历史文书中绝对不会混用。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旁证，《册府元龟》记载，719年（开元十七年），唐玄宗赐杂彩等物于吐蕃，其中提及以二百缎“赐可敦”。
因此，敦煌文献中在708年提及的赞普之妻“可敦”，很可能是西突厥嫁给吐蕃赞普赤都松赞的西突厥公主。
随后，唐史中又于710年及719年两次提及“可敦”，则应该是赤德祖赞的西突厥妻子。
可惜的是，吐蕃与西突厥间联姻内容，汉藏史料均再无其他记载，但两国间存在和亲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四、吐蕃与南诏的和亲
南诏国在唐蕃两国间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砝码倒向谁，谁便能在西洱地区占据主动。因此，唐蕃两国对其的拉拢从未停止，这也导致南诏国的态度反复游移。
隋末唐初，洱海地区小国林立，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称为“六诏”，南诏国因在诸诏之南，故称“南诏”。
其后，南诏借唐朝之助力，连续吞并其他五诏，成了西洱地区的强国。
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南诏王皮逻阁入朝，受封“云南王”，成了唐朝在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盟友。
但随着天宝年间，杨国忠、章仇兼琼、鲜于仲通、李睿等人举措失当，唐和南诏间爆发著名的“天宝战争”，导致吐蕃势力趁虚而入，于次年（天宝十年，751年）转投吐蕃。
但必须要承认，吐蕃对西洱地区的经营由来已久，远不是天宝年间才发其端。
《资治通鉴》记载，680年（唐高宗永隆元年），吐蕃攻陷安戎城（今四川茂县西番界），西洱地区诸蛮皆降于吐蕃。而后，704年（武周，长安四年），赤都松赞征南诏死于军中。
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南诏王皮逻阁亲赴拉萨拜见吐蕃赞普。换句话说，南诏在入长安朝觐之前，以先入拉萨致敬。可见双方的关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另外，在藏文史料《西藏王统记》中记载，赤德祖赞娶南诏公主尺尊为妃，并生有一子名为“蒋诧拉本”。
虽然此条记载并无其他旁证，敦煌文献只记载“745年，为尺尊王妃举行葬礼”，并未言及来自南诏国。
但从南诏脱离唐朝藩属后，迅速便和吐蕃形成紧密联盟，受封吐蕃“赞普锺”（赞普之弟），号“东帝”分析，两国间应早有良好的关系。
《南诏德化碑》：“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饰袍、金宝带、金帐、状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坷具珠毯衣服驿马牛鞍等，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752）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锺南国大诏。”
另外，终唐一世始终都是出嫁公主从不外娶，而吐蕃王朝在达到巅峰后，也开始不再外娶异族公主。
从赤松德赞开始，吐蕃后五位赞普所娶王妃全部来自内部大氏族，这说明，此时吐蕃疆域已相对固定，政治矛盾的主轴已转向内部，吐蕃王室无须再对藩属国和占领区出嫁公主。
同时，姻亲关系这一工具，主要被用来平衡国内地方势力，形成稳固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