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那就不对了。如果这样计算的话，为什么曾国藩的谢罪折是在同日送抵御前的呢？难不成是曾国藩事先得到了什么人的通气？”
周祖培大惊！自从陈孚恩之事爆发之后，朝臣们得出了一个共识：皇帝最恨的便是以内廷官员结交外臣！一旦发现，立刻便会施以雷霆手段。曾国藩之事他偶有思忖，也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只是事涉军机处重臣，他不敢过多进言，这一次听皇帝主动提起，立刻便来了精神：“圣明无过皇上，臣夜静更深之时，偶有所得，也认为时间上对不到榫头，只是一时无暇细辩，方始延宕至今。”
皇帝的脸色逐渐黯淡了下来，声音中一片干巴巴，他说：“这样也不能算是你的过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嘿，只怕朝堂之中又有陈孚恩、阿克敦之流冒头了！”
周祖培身为刑部尚书，对大清历朝历代的大案都有所了解，陈孚恩不用提，阿克敦之事则是另外一重公案——。
当时是在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率皇后奉圣母皇太后东巡，圣驾走到山东德州的时候，皇后突然暴病而亡，其时是在六月份。国母薨逝，这一次东巡只得草草结束，返京之后赶忙处理皇后大丧事宜。不想，在为皇后守丧期间，出了一件大事。
经过是这样的：福建将军新柱进京陛见，提到东南河道总督周学建在孝贤皇后丧后二十七日刚毕，便为自己剃头。而新柱路过淮安的时候，周学建怕他发现自己剃头，故意借‘巡河’之名躲了出去，跟新柱避不见面。
新柱到京，将此事上报给皇帝，乾隆认为周学建身为人臣，于此等名分攸关之事，当谨守法度，不敢胡来；而且新柱没有见到周学建，只是道听途说，也就不大相信。
谁知道时隔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安宁上折子，一份折本内参尽了江南河道总督之下的所有文武官员——除了一个淮徐道定长之外，无不违例剃头！这时候乾隆皇帝才相信了新柱的话，认为江南河道总督以下‘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
周学建一体人等被押解赴京，由刑部待勘。时任刑部满员尚书的就是阿克敦。他有一个老友，名叫塞楞额，当时的官职是湖广总督，他居然也是在孝贤皇后大丧之后的二十七日内便剃头了。不但是他，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以及两省官员，也无不违例剃头。
不过塞楞额很聪明，主动的上了一封自请处分的折子。在折子中自辩说：自康熙十三年以来，外省于皇后宾天，照例是不服丧的。历时已久，服制不明，以致误犯。后来经杨锡绂细细翻查旧例，方知应在百日之后方可剃发。现听杨锡绂之劝，自行检举，请赐处分。
一个是讳莫如深，一个是自请处分，在乾隆帝看来，虽然是同样的错误，其人格高下立判。自然的，处置也绝不相同。周学建被革职抄家；塞楞额却只是吏部记大过一次。
一直到了后来乾隆帝才知道，塞楞额这样主动的自行检举，是因为收到阿克敦的一封信，信中详细交代了他孝贤皇后大丧期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又奉劝他主动上表章，自呈罪衍，以求宽恕。
乾隆皇帝勃然大怒，认为这是臣下结成朋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铁证，当即传旨，以大不敬的罪名将阿克敦抄家，塞楞额即刻解职，锁拿进京，与阿克敦一案共同审问。闹得沸沸扬扬，是乾隆中叶一场大风波。
今天皇帝特别又提起阿克敦，周祖培前后串联起来，心中立刻明白，军机处中有人事先将此事通报给了曾国藩。而这个人是谁，不必多想，便已经心知肚明。他正要劝解些什么，脑子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只是这一楞的功夫，周祖培便知道，心中所想干系太过重大！多言贾祸，宜效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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