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二天，朱光第又派差人，将那十五两银子，起了出来，作为证物，然后打叠文卷，预备解送王季福上省。而就在这时候，湖北陈许道任恺，派专差送了一封信来。
拆信一看，朱光第大为诧异。任恺居然要求朱光第，不必理会公事，也就是要求朱光第，不必将王季福解送省城，说什么‘铁案如山，岂容狡犯翻供？’而实际上，朱光第很明白，任恺是怕案子一反，他也脱不得干系，因而设法要维持原谳。
“请上复尊上。”朱光第断然拒绝。“人命大事，我不敢马虎。王季福已当众传来，我亦不能无缘无故放掉他。这件事，我只有得罪了。”
任恺当然也知道朱光第是个‘强项令’，一封文书，未见得乖乖听命，而且过去是他的直属上司，现在升了官，管辖不同，更不见得能让他买帐，所以托了好些人向朱光第苦苦相劝，却是徒费唇舌，一无效果。
说客也有好有丑。好的听了朱光第持正不阿的言论，面有惭色，改容表示愧歉，自然心无芥蒂，丑的却以为朱光第无事生非，不通世故，过去的上司给面子请他‘高抬贵手’，居然不识抬举，岂不可恨？因而悻悻不免有些不中听的话。朱光第一笑置之，但躲在屏风后面窃听的家人，却大为不安。
于是他的长子朱祖谋便婉言谏劝。朱祖谋长于文学，拙于言词，又在严父面前，更加讷讷然不能出口，一句‘明哲保身’还未说完，便让朱光第喝住了。“你‘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而且，我也说过不知多少次，你读你的书，不准你干预公务，何以又来多事？我看，你回湖州去吧，明年乡试，也该好好用一番功，莫等到临阵磨枪。”
湖北多盗，朱祖谋自然不放心老父在此烦剧艰险之地。无奈朱光第认为他在衙门里，一方面可能会被人利用，怂恿’大少爷‘包揽是非，说合官司；一方面又认为朱祖谋住在衙门里，所见所闻的是非太多，一定静不下心来读书，自误前途，所以逼着他收拾行李，派老底下人送回湖州上疆山麓的老家去闭门用功。
王季福当然要解送省城。这一案成了京山县的新闻，茶坊酒肆，无不谈论，因而也有许多谣言。朱光第有耳目在探听，所以这些谣言无不知悉，其中离奇不经的，可以置之不理，但有一个说法，却不能不引以为警惕。
这个说法是：王树汶真正的身分，只有等王季福解到省城，父子对质，方能水落石出。所以王季福成了全案的关键。如果这案一翻，从原审的通城知县到武昌府，南汝光道及湖北臬司，都有极大的处分。因此，上下合谋，预备在解送王季福时，中途劫人，搞成死无对证的情势，这一案方可以维持原审。
胡体安可能会动手劫去王季福，是在朱光第的意料之中。说上下合谋，也就是说有官员庇护胡体安打劫，似乎荒唐，可是，任恺将这一案既然看得如此之重，则此荒唐的传说，亦不是全无可能。
因此，朱光第特别慎重，起解那天，派了二十名得力的’小队‘，夹护王季福所坐的那辆骡车，沿大道直奔武昌府，规定迟行早宿，一路赶到武昌。
一到武昌府就不要紧了。押解的典史格外小心，进省城虽已天黑，却仍旧到首县江夏县去投文，要求寄押犯人。
江夏县的刑书，接过公文一看，写明的是‘解送人证王季福一名’，当时便摇摇头，将公文退回。
“四老爷，你也是懂规矩的，明明是证人，怎么说是犯人？牢里是关罪犯的，不是犯人，怎么可以收监？莫非真的王法都不要了！”
县官称大老爷，下来是县丞、主簿，未入流的典史排到第四位，通称‘四老爷’。四老爷专管监狱，所以那刑书说他‘也是懂规矩的。’规矩自然懂，原是有意蒙混，既然混不过去，还有计较。
“那么，请在贵县班房里暂寄一寄。应缴的饭食银子，我照数奉上。”
如果先就按这个规矩做，没有办不通的道理。江夏县的刑书气他懂规矩不按规矩做，便冷冷答道：“这要得罪了！这件事我做不得主，要问我们四老爷，天这么晚了，我那里去寻他？相国寺前，多的是客栈，那里不好住？”
那典史无奈，只好找了家客栈住下。第二天一早到臬司衙门投文，吃过亏，学了乖，低声下气跟那里的韦办商量，无论如何要将王季福接收了去。不然住在客栈里候审，光是护送的那二十个人的食宿，就赔累不起。
总算遇着了好人，臬司衙门书办帮他忙，办了一道公事，将王季福发交江夏县看管。这一管管了十天，臬司衙门才‘挂牌’，委派武昌府知府王兆兰，候补知府马永修复讯。
到了第二天开审，先提王季福，照例问明姓名、年龄、籍贯。王兆兰先就提出警告：“强盗不分首从，都是部里公事一到，就绑出去杀头的罪名。你要小心，不可以冒认，冒认一个强盗做儿子，是丝毫好处都没有的，将来追起赃来，有你的苦头吃。”
王兆兰的话是在恫吓，暗示他不可相认，否则必有祸事，然而王季福是老实人，听不懂他话中的意思，只连连答说：“王树汶是小人的儿子，错不了的。”
那就只好让他们相见了。将王树汶提上堂来，到底骨肉天性，王树汶向堂上一望，便扑了过去，父子相拥，号啕大哭。
“拉开来！”王兆兰喝道，“假装是瞒不了人的！先将王树汶带下去。”
差役上前去拉，而王季福怎么样也不肯放手，只是禁不住差役人多力大，毕竟拆开了他们父子，隔离审问。
“你说，王树汶是你儿子，有什么证据？”王兆兰问道，“王树汶身上有什么胎记？你说！”
“有的。”王季福一面拭泪，一面答道，“他生下来，背上就有一搭黑记。”
“有多大？”
“有铜钱那么大小。”
“还有呢？”王兆兰又问：“还有什么？”
王季福想了想答道：“肩上有块疤，是小时候烫伤的。”
“左肩还是右肩？”
这就有些记不清楚了。王季福回想了好半天，才说：“好象是右肩。”
“什么好象？”王兆兰将公案一拍，“你自己亲生的儿子，伤疤在什么地方都记不清楚吗？”
这时候王季福才发觉这位知府老爷，远不如本县的朱大老爷好说话，心里一着慌，‘枪法’就乱了。
“是，是左肩。”
王兆兰便不再问，戴上老花眼镜去翻卷宗，翻到一张‘尸格’样的单子，是因为他们父子即将对质，特意由差役将王树汶剥光了衣服，细细检查全身特征，一一记明。单子上写着王树汶肩上确有洋钱那么大小一块伤疤，但在右肩，不是左肩。
王季福第一次倒是说对了，一改口改错，恰好算是让王兆兰捏住了把柄，“好大胆！”他瞪着眼喝道：“你是受了谁的指使，胡乱冒充？”
“青天大老爷屈杀了小人！”王季福情急大喊，“王树汶明明是小人亲生的儿子，这那里是假得来的？”
“还说不假！你儿子的伤疤，明明不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可知是居中有人串供，才露了马脚。”王兆兰振振有词，气极壮、话极快：“我再问你。这一案全湖北都知道了，既然你说王树汶是你儿子，为什么早不来出头认子？可知必是冒充！什么王树汶？还是胡体安！”
这一番质问，气势如疾风骤雨，王季福心惊胆战，听不真切，自然就瞠目结舌，无词以对。
“来！”王兆兰下令：“将这个王季福先押下去，好生看管。案外有案，非同小可，你们要格外当心，不准让他跟胡体安见面，更不准跟外人见面通消息，免得他们串供。”
武昌府的胥吏也没有想到这件案子，又会反复，胡体安变王树汶，王树汶又变了胡体安。但情形很明白，王知府打算维持原谳。胥吏办案，全听官府的意旨，所以这时候对王季福便不客气了，上来两个人，反扭着他的手，将他押到班房，严密看管。
退了堂，王兆兰立刻赶到臬司衙门，向麟椿面陈经过，听完了，麟椿问道：“那么，照老兄看，这王季福到底跟犯人是不是父子？”
问到这话，王兆兰颇为不悦，事情已经明明白白，自己接受意旨，屈法周旋，不想他有意装傻，仿佛要将辨真假的责任套到自己头上似的，这就太不够味道了。
因此，王兆兰也就回敬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那要看大人的意思。”
麟椿默然。爱听戏的他，不由得想到‘审头刺汤’的辙儿，自己不能象‘汤裱褙’认人头那样一无顾忌，说真就真，说假就假。这一案不妨摆一摆，反正该着急的应该是通城知县马翥和前任南阳知府任恺，看他们持何态度，再作道理。
“这件案子扑朔迷离，棘手得很。”麟椿拱拱手说：“老兄多费心，细细推求吧。”
“是！”王兆兰有些困惑，一时辨不清他是何意思？
回到知府衙门，自然要跟幕友商量。知府本来是个承上启下，不能有什么作为的职守，但武昌府是首府，情形不同，有两件刑案，颇得臬司衙门毛师爷的包涵，所以这件奉委复审的临刑鸣冤奇案，照他的跟毛师爷互有勾结的幕友建议，还是得多方遮盖。
“担子要大家分担。”王兆兰说，“我看不能都由我们一手包办。”
于是他的幕友为他划策，首先要请麟椿设法关照会审的候补知府马永修，能够呼应连合，其次要由原审的通城县官马翥，有一番巧妙的辩解，最后要把握住一个宗旨，案情即令有所不明，王树汶的罪名不错，他是一起行劫的从犯，依律仍然是斩罪。这一来才可以将未审出王树汶替胡体安顶凶的过错，含混过去。
第124节 政海波澜（2）
这件案子有了这样出人意表的结果，自然引得国人热议，首当其冲的就是鳞椿，他和龚裕的关系很好，便抓住机会，想靠巡抚的支援，维持原案。龚裕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只因湖北的京官，为这一案不平，议论不免过分，指责龚裕偏袒鳞椿，反激出龚裕的意气，真的偏袒鳞椿了。
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已是通国皆知之事，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很不容易。因此，鳞椿为了卸责，又造作一番理由，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接赃把风，亦是从犯。依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都是立斩的罪名，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都没有过失。
一件冒名顶替、诬良为盗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误王为胡？都摆在一边不问，言官大为不满，何桂清身为陕西道御史，第一个上奏抗争。于是皇帝命身在两江办差的季芝昌和何汝霖会同龚裕、鳞椿复审。
以两位军机大臣复审此案，在王季福父子看来，自然是沉冤将雪，不想这其中又出了一个极大的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