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胡林翼，实在是听到。胡林翼事必躬亲，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而且他的脾胃不建，吃不来油腻，每天只是进以很简单的青菜，有时候甚至是枵（音消）腹从公，经他的家人幕友力劝，也只好多多闭目静坐，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听到朝廷选肃顺为接任的直隶总督，胡林翼瞿然动容，睁开眼来，“肃雨亭要来？呵呵……这倒是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消息呢！”他笑了几声，“听了这个消息，我好象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名叫刘锡鸿的说道。“学生认真疏爬，大清各省督抚，汉人倒占了十成中的九成，咸丰十五年的时候，端王、怡王等人上奏折，请皇上多加启用旗人，虽然给皇上驳了，但总也不是长久之法；更不必提京畿重地，非心腹……”
胡林翼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这样的事情再说下去，就太过犯忌讳了。“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胡林翼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来信。第一件是陈宝箴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崇实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恭王碍于皇帝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北巡抚陈宝箴就近查办，因为陈宝箴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崇实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陈宝箴亦不能不替崇实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陈宝箴是奉旨‘带印出省’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巡抚大人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胡林翼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替崇实解释。念完一段，胡林翼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陈宝箴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陈宝箴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刘锡鸿的号问：“叔耘！右铭未到成都，似乎已经成竹在胸，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刘锡鸿苦笑道，“少兄的处事，大人深知，何劳下问？”
胡林翼点点头，心里在想，陈宝箴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为崇实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其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再念下去。”他说，“还有什么？”
刘锡鸿继续往下念陈宝箴的信。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陈宝箴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胡林翼，也就是期望师兄对他支持。胡林翼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陈宝箴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胡林翼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瑞常之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特别是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刘锡鸿和他在胡林翼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胡林翼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二年，朝廷设立总署衙门，开始正式展开和洋人的交往，由恭王出面所订的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一力推行新政，仰仗洋人之处甚多，也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
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恺自尔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
胡林翼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文祥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胡林翼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