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再度审理，不过因为上午的时候，太多百姓和无关人等聚众观瞻，刚毅认为很不适宜，便改为秘密提审，翁曾桂知道他的一条腿不方便，不耐久立，特意派人给他取来一个椅垫，让他半跪半坐着答话，“你上午的时候说，陈竹山从中作梗，使爱仁堂店东自杀而死，这到底是如何来龙去脉？这个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杨乃武逐一答了，最后说道，“堂上大老爷明鉴，若是钱坦真的卖过砒霜给杨某人，问心无愧，又有县官撑腰，尽可到堂，侃侃而谈，与乃武对质，又何必自杀？”
听到最后，三个人暗暗点头，杨乃武不愧是以刀笔为生，这几句话驳诘得都是很有礼，看来钱坦的死是很清楚的了。
载滢在一边忽然问了一句，“你人在狱中，是怎么知道的呢？”
杨乃武楞了一下，说出一番话来——当然是谎话——原来，詹善正事先做了安排，买通了押解的差役以及北上海途的海伦中的买办，将案发之后，数年来的种种经过，一切传闻都用蝇头小楷写成始末，逐日传递一段，让他如厕的时候细细阅读，读完立刻销毁，此所以钱坦被逼自杀一事，他可以知道的这么清楚。
现在当然不能这样说，可是也不难回答，“这都是平日狱中的传闻，海行途中，也听旅客谈起，谅来不假。”
刘锡彤指使陈湖、逼迫钱坦作证的情节大致是清楚了，但原因不明，翁、刚两个都认为这一点也是必须要澄清的。这一次由刚毅发问，他的语气一向锋利的近乎鲁莽，开口问道，“：杨乃武，你和县官的大儿子有争风吃醋的情事，是不是真的？”
杨乃武觉得很焦急，这件事说实话会多生枝节；不说实话显得心虚，而且容易给人造成自己不老实、不实在的感觉，关系不浅。因而迟疑了一下，这样说道，“是有的。”
他说，“这是乃武为人不检点，以致和刘大少爷结了怨，如今刘大少爷不幸遇难，我不能批评他什么，再说死无对证的事，老爷们也不能听我的片面之词，总之，和他结怨的事，与本案无关，求老爷不要再问了。”
这话说的很得体，而且犯人已经声明和本案无关，刚毅也不便再问，“那，你说刘大令陷害你，总有个原因吧？”
“乃武不敢凭空揣测。”
“听说你在余杭县很不安分，经常包揽诉讼，可是有的？”
“那是陈湖，不干小人的事。”
“莫非你就没有替人写过状子？”
“那是有的。”杨乃武说，“只限于替人写状子，从未走动衙门，说合官司。”
这就是了，只写状子，不走衙门，当然就是在和刘锡彤硬碰硬的平理论法，这就无怪乎会结怨了。“我再问你，”刚毅直截了当的问他，“你得罪了县官没有？”
“有的，还不止一次。”
“说来听听？”
“一次是县官浮收漕粮，乃武纠合同道，上书请命；还有一次是县官想把文庙的大松树砍下来给富人建屋，本县士绅大为不满，于是委托乃武写了公禀，上呈省里，方得制止。为这两件事，刘大人对乃武颇为不满。”
由这番作证，也可了解到杨乃武平日绝不是个安分守己，谨饬自持的读书人，他的被祸也是有来由的！
“你的花样很多！”刚毅直抒所感，“案子如此重大，一定要多问、细问，才能根究真相。你今天的 口供，自己仔细看一看，如果笔录不符，当堂声明，准你改正。若是以后再问，口供和今天不符，你可小心着，这里问案也是可以动刑的！”
“是，是，乃武不敢。”
在杨乃武之后，是爱仁堂的老板进京了，本来传唤的是钱坦的弟弟钱恺，因为有病在身，无法到案，由兄弟两个的老母亲钱姚氏出面俱呈，愿意带堂上的 一个小伙计，叫杨小桥的，进京作证。
刘锡彤知道这样的自告奋勇于自己很不利，但不敢阻拦，因为会显得自己不明不公，可能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钱姚氏六十五岁，千里奔赴北京，一则是杨乃武的姐姐和妻子下了大功夫，经常到堂前走动，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口口声声‘钱干娘’，叫的无比热切，这样的情分，让她也不得不有所报答；第二则是心疼儿子之死。在老夫人看来，自己的大儿子死得屈枉，偏偏身后还挨尽了乡里的骂名。她做娘的又岂可不为儿子讨还一个公道？
至于杨小桥，一个是为了便于照顾老太太，再一个，杨乃武当初光临爱仁堂，是由他接待的，到底是不是卖过砒霜给他，出去钱坦，就要问他了。
一路无话，进到北京，传到刑部，先由杨小桥作答，“你在店里多少年了？”
“差不多二十年。小的十三岁到爱仁堂学生意，今年三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