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住在青岛而且经常关注本地新闻的人可能听说过我要提起的这件事情。2013年8月14日，市南区大学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时意外地在隆口路5号大院里的一座小楼中发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接到报案后，江苏路派出所立刻出动警力封锁了现场，并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取证工作。此案的初步调查结果全都公布在了几家青岛本地的报纸上，并不难查到。概括地说，死者名叫劳铭昌，69岁，是那座房子的住户。警方在进行现场勘验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入侵的痕迹，财物也没有丢失，因此初步断定系自然死亡。但那些有机会详细阅读调查案卷的工作人员，或是居住在隆口路一带、听过些流言蜚语的人，可能会发现案件中还存有一些古怪的地方。
根据案卷的记录，死者是在一楼客厅里发现的，但整个小楼里都充满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现场的情况非常骇人，尸体几乎腐烂成了一滩黑色的黏液，只能依照骨头勉强地看出个人形来。照常理推断，这种程度的腐烂肯定需要花费数周到数月的时间。但附近的居民们在接受警方问询时纷纷表示自己在尸体被发现的前几天还曾见过劳铭昌，甚至还和他说过话。进一步的尸检也佐证了居民的证词——尸体上没有蝇类幼虫滋生的迹象，这意味着死者的真实死亡时间要比看上去短得多。鉴定报告指出，由于尸体的状况非常糟糕，因此无从推断确切的死因；但现场收集到的骨骼上没有发现外力导致的创伤，因此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暴力致死的可能。此外，法医也分析了从尸体上采集到的黑色黏液，并且确定它们是体液与尸体器官液化后的混合物，但却不像是细菌导致的软组织消溶，反而更像是某种快速的化学或生物过程导致的结果——这曾让官方联想到了恶性疾病，并且针对当地进行了一次低调的传染病排查——但更加严格病理检查却没有揭露任何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病原体。除开尸体的谜团外，附近的居民也反映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有几位居民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两天晚上听见劳铭昌所居住的楼房里传来了某种尖锐而又有节奏的古怪哨音；还有人提到在事发前的几个月里，劳铭昌曾经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有过密切来往——但民警调取了尸体发现前那几天的监控录像，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在大院附近活动。然而由于缺少实质性的线索和证据，警方最终还是搁置了调查工作，将之定为非暴力死亡，并封存了案卷。
说到底，死者只是个没有子女，也很少与邻居来往的古怪老头，而大多数人也下意识地将这桩案件当一桩不幸的悲剧匆匆略过了。根据警方在房间里找到的遗嘱，劳铭昌收集整理的藏书、笔记以及其他所有文件全都捐献给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院；而余下的财物则在变卖后捐赠给了各个文物保护基金会。由于没有找到任何法定继承人，遗产处理得非常顺利。事情原本此就该结束了。
但这桩案子其实还牵扯出了一系列不那么直接相关的后续，例如：劳铭昌的日记与文件在被移送到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后引起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始终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而且一直不得要领；2014年2月——劳铭昌的遗物被移交给考古院的四个月后——几个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的研究员还曾回到了劳铭昌的故居，详细检查了整座房子，然后又带走几箱文件；一个月后，青岛市公安局调集警力对当地——主要是信号山公园那一带的街区——进行了一次突然的搜捕行动，但却没有公布行动的原因与结果；4月初，市南区住建局对劳铭昌的故居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认定其属于危房，就此撤销了房屋的交易许可，并且表示在得到妥善修葺前这座房子不能再用于居住。
至于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读者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作为一个检查了所有证据，并且深入分析过笔记内容的参与者，我只能从事件主角所留下的日记与文件出发，结合自己掌握的情况与推测，对整件事情做一个完整的叙述。
劳铭昌祖籍青岛，1942年9月20日出生在重庆，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名叫劳传林，曾经做过唐君尧的副官；母亲名叫陈瑜，身世不详，只知道是奉天人。1945年10月，劳铭昌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劳传林跟随唐君尧去了青岛展开日军受降工作。46年2月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青办事处撤销后，劳传林又想办法调到了李先良手下做事，并且找机会将劳铭昌与妻子陈氏也都接到了青岛。49年1月，陈氏因为意外去世；4月济南战役结束后，劳传林带着6岁劳铭昌悄悄投诚了解放军，而后在济南定居了下来。1963年劳传林因病去世；64年劳铭昌下乡插队去了历城，并且在十年动乱期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在吃了不少苦头。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84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然后就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
为了疗养身体，劳铭昌于2008年春天搬到了青岛，在鱼山路上的一栋五层小楼里租住了一套房间。那栋小楼坐落在小鱼山西北面的山坡上，紧邻着青岛海洋大学，我曾很多次路过它的门前。那是一块非常迷人的住处。周边的环境宁静而祥和，鲜有车辆往来。小楼门前是从小鱼山山顶一路曲折蜿蜒下来的鱼山路。街的对面则是大学校园那覆盖着茂密爬山虎的乳黄色围墙。校园里那些古朴而雅致的砖红色欧式屋顶则若隐若现地从郁郁葱葱的围墙上露出可爱的一角，惹人想要一探究竟。沿着勉强能够容纳两车并行的鱼山路走下去，拐过一个小弯就能抵达青岛海洋大学的正门。正门里是一片茂盛的松柏矮树，而矮树后面则耸立着一座修建于日占时期的仿欧式建筑——它有着刷成米黄色的花岗岩外墙，典型的欧式橘红色瓦搭屋顶，别致的弧形楣饰，以及一座高耸在正当中，混杂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的平顶塔楼。经过大学校门，沿着围墙继续走下去，就会来到一个岔路口。从岔路往南，经过几座更加现代化的大厦就能抵达人来人往的热闹海滩；而向东则会沿着静谧的街道与参天的美桐树一步步走进一个充满了红色复折式屋顶，精致石砌拱券，粗糙花岗岩外墙以及凹凸砖石路面的古老世界。如同时光静止，世界始终一尘不变一般。
然而对于劳铭昌而言，这些让人恍惚间觉得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风景，还有着更深的触动。他记得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的祖父名叫劳斯惟，就出生在青岛——当时这座城市还是德国人的租界。因此这些百年前见证过自己祖辈的古老建筑激发了他的无穷想象。由于始终没有娶妻生子，根植在中国人心底的家族观念逐渐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他开始沉迷在自己的家族历史里，并且越来越渴望了解与自己的祖先。然而这并非是件易事，他的祖父虽然出生在青岛，但早在五六岁的时候就被曾祖父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生意上的友人。由于兵荒马乱加上年纪太小，祖父与家族的联系很快就断开了，因此祖父对家族里的长辈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再加上他的祖父过世得很少，所以能辗转传递给劳铭昌的记忆就更少了。为此劳铭昌将时间都花在了青岛市档案馆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里，试图从公众的记录里挖掘出有关自己家族的信息——08年9月份的时候，他甚至还利用自己在山东省考古院的工作经历在市档案馆里谋到了一份修裱文书的兼职，以便自己能够接触到那些还没有完成分类编排，暂时不能供给公众查阅的历史档案。
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劳铭昌将他在这段时期内发现的所有信息都详细地摘抄了下来，并且整理编写进了自己的笔记里——在他死后，这些笔记又一件不落地送到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并被相关的工作人员悉数整理了出来。虽然其中的大多数都记录非常繁复和琐碎，但由于它们和发生在劳铭昌身上事情有着莫大的联系，因此我仍有必要对这些材料进行一个大概的叙述。
按照那些文件的记录，早在清代中叶的时候，劳氏曾定居在浙江盐官镇，以经商营生，是当地的望族。咸丰初年的时候，家族中的一支——也就是劳铭昌的祖先——举家迁移了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搬家的原因并没有可靠的记载，依照劳家人自己的说法，劳氏在江浙一带结了仇家，因而被迫背井离乡。但根据劳铭昌的推断，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各式各样的文史材料里都曾提到这家人有一个非常古怪的习惯——家族里的一些成员经常会在傍晚驾驶两三艘船出海，而且直到数天后的午夜或凌晨才会归来。虽然他们宣称这只是为了出海打渔，但那些船回来时通常没有什么渔获。结合清代中后叶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的情况来看，劳铭昌觉得自己的祖先很可能涉足了这一不太光彩的行当，或许他们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抑或在同业间结下了仇怨，才不得已从浙江举家搬迁到山东。
不论真相如何，这一家人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青岛与即墨的许多文史材料都记载了与劳家人有关的事迹，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超乎寻常的渊博学识。按照那些材料的说法，劳家人经常会在与他人谈天说地时提起一些鲜为人知的前朝旧事，或者神秘隐晦的奇异见闻，引得众人纷纷侧目。而更让人惊异的是，能够掌握这种渊博的学识的并非只是一两位杰出才俊——在这个家族里，不论老少，所有人都能够轻松自如地谈论起一些常人根本无从辨别真伪的历史与奇谭。劳铭昌曾特意从一个名叫周豫科的私塾老师所留下的《正心斋杂记》里特别摘录了一件事情：一个名叫劳衡才的十岁孩童有一天在街头与一个说书先生争辩明将戚继光的轶事，最后竟将那个远近闻名的说书先生辩驳得哑口无言——而按照辈分来说，这个劳衡才就是劳铭昌上六辈的先人。类似的故事频频出现在各个年代的各种材料里——从咸丰年间的文人随笔到德国占领青岛后的报纸都屡见不鲜——唯一更换的只有故事的主角而已。似乎这种渊博的学识是一种写进了基因的特征，能够在这个家族里代代相传下去。
自然，许多人都想要了解他们博学的秘密，但面对此类的问题时，劳家成员的反应却颇为古怪。他们始终坚称这世上流传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方法，而所有这些学识都是那些长生不死的先人传授给他们的。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些玩笑话。但劳家的成员却表现得相当认真，他们甚至会在谈到兴起时神秘地暗示劳家一直保守着长生的秘密，而且他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长生不死的。当然这只是劳家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他们并非长生不死，甚至都算不上长寿。因此每当劳家中有人故亡，一些刻薄的好事之徒拿来当作玩笑。而为了维护面子，劳家的成员们也不会举办丧事，只是安置一口棺材，遮遮掩掩地下葬了事。不过，也有些人颇为相信劳家的说辞——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形迹可疑的外乡人——他们经常会聚集在劳家的府邸，举行神秘莫测的仪式，或者探讨长生不死的方法。这些活动自然引来了不少的非议，但那全都是些没有根据的坊间传说，而且多半自相矛盾莫衷一是。
1898年年初，饱受非议的劳家从即墨县迁到了胶澳港。不过这次搬家主要还是生意上的缘故。因为在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澳后，当时的大当家——劳铭昌的曾祖父——劳格林在胶澳做起了行栈与买办的行当，而且还成了非常有名的德语翻译。关于自己的曾祖父，劳铭昌有着较为详细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劳格林在青岛有着众多生意伙伴与广泛的关系网，因而在各式各样的档案记录里都能看见他的名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经历与后来发生在劳铭昌身上的事情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检查劳铭昌留下来的文件时，我曾见过一张劳格林的黑白照片。照片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那里面的劳格林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穿着浅色的长袍与深色的马褂，留着辫子，头戴一顶瓜皮帽，脸上流露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面对照相机时常有的局促与迷茫。由于年代久远，影像并不算清晰，但照片里那个人依然给了我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奇怪感觉，就好像那是某些早已被淡忘，而且最好不要再提起的事物。
当时，劳格林在青岛河附近购置了一座小院，然后陆陆续续地将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都接到了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这次搬家并没有改变劳家一贯的举动。在1898年到1905年间，负责治安的德军巡防队经常于午夜时分在码头上抓住行迹鬼祟，试图驾驶渔船偷偷出海的劳家成员，仅记录在卷的档案就多达八份。起初，德国人也怀疑劳家在参与走私活动，然而他们从未在那些渔船里发现任何值钱的物件，也没有找到走私船上常有的夹层。因此德国方面虽然经常扣押渔船和船上的乘员，但只要劳格林缴纳罚金出面担保，也没有惹出太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前往劳家探讨长生之术的人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俨然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秘密团体。在1903到04年的时候，这个团体甚至打出了一个“长生道”的名号，成为了半公开的教派。
在这一系列事情中，最让劳铭昌感兴趣的是曾祖父劳格林的态度。或许是为了顾及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虔诚的德国基督徒们——的感受，劳格林一直尽力与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整个“长生道”保持适当的界线，并且经常出入商馆与行会，广施善举，一直试图树立良好的形象。1903年的夏天，他还与另几个商人出资在青岛河上修了一座石桥，以方便港口货物与码头工人的往来——这座桥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了，不过桥上的功德碑却被当时的一个德国记者拍摄了下来，照片里还看得到劳格林的名字。到了1904年，他的行栈生意已经在青岛港内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他本人也在青岛市中华商务公局里兼任了董事的职务。但在私底下，劳格林似乎也涉足了某些神秘的活动。有些当时留下的书信显示，劳格林似乎经常委托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国外搜罗特别罕见的神秘著作，或是购买一些神秘的物件。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1902年。那年秋天，劳格林买下了自家小院周围的地产，并且找来了一群外地工人对院子进行了扩建。这项工程持续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等到1906年开春的时候，那几间平房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墙大院。院子里总共有三座欧式风格的小楼，但整体的布局却是按照传统的三合院形式修建的——从院门进去就是宽敞的庭院，庭院的北面是一座两层高的主楼，两侧则是两座单层的厢房，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结构。三座建筑都是用的都是崂山采的花岗岩，而且据说还得到了德国设计师的参考。但很多人都觉得那座院子的院墙修建得太高大了，将整座宅子围得密不透风，就好像要提防外人窥视一样。另外，还有少数几个与劳格林熟识的人在书信里提到了一个很难引起外人注意但却非常奇怪的现象——劳格林为了新建大院而开挖的土方似乎太多了一点。根据他们的观察，劳格林肯定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窖，因为工人们运走的泥土似乎远远超过了修建三座小楼所需要开挖的地基土方。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一来，那些院墙太过高大，因而在施工期间没有人能窥见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二来，劳格林在大院完工后就立刻遣走了那些从外地雇来的工人，所以其他人根本无从打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