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样板，然而德国却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这就是“莱茵模式”。事实证明，在全球化浪潮下，“莱茵模式”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能应对去工业化的挑战。
德国99．6％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员工不超过500人，年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可以说，德国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而非跨国大公司。
德国企业规模小，“小而美”，年龄大，家族经营，位置偏远。这样一群企业，无论怎么看都没有“冠军相”，然而，它们之中却产生了大量的 “隐形冠军”。
西蒙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其中德国独占了将近一半，有1307家，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企业；而美国几乎是德国的零头，只有366家。
这些隐形冠军根本不靠价格战来抢市场，而是坚持走高质高价路线。比如，同等重量的机床，德国制造的价格是C国制造的20倍，一家卖菜刀的公司转让价竟然是30亿欧元，确实了不得。
这些隐形冠军的经营策略也很有意思。它们很少申请专利，宁愿把自己的技术作为商业机密来严格保守。而且，它们只和关键客户紧密联系，极少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曝光。因为这样才不会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可以闷声发大财。
对制造企业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资产？是成熟的、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一家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产业工人的核心竞争力。日本和德国早就洞察了这个秘密，所以，它们的制造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终身雇佣制。
德国制造企业也是高度依赖产业工人，但是是一个个身怀绝技的“工匠”。那么，这种高技能工人又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这就要说到德国特有的教育双轨制，也就是学徒教育和高校教育并存。
德国年轻人中，只有不到30％选择进大学。其余2／3的德国年轻人，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接受学徒制教育，走高技术工人的道路。
具体来说，这些学徒每周在工厂实习3～4天，再花1～2天在职业学校学习工作相关的理论知识。学徒培训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费用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
学徒毕业后，一般直接进入实习的工厂工作，就业率高达95％。很多德国工人在一家企业里一待就是50年，15岁当学徒进去，一直干到65岁退休。甚至有不少德国企业的CEO都没上过大学，他们都是通过学徒制教育，从一线工人一步步提拔起来的。
面对亚洲制造的有力竞争时，德国企业的选择不是通过转移生产线来降低成本，而是用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高的产品质量，来覆盖工人的高成本。
反观美国产业工人，他们从普通中学毕业后，并没有机会像德国工人那样接受高质量的职业培训。美国工人的工作技能和亚洲同行差不多，成本却要高出好几倍，当然就很难保住饭碗。
“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它们对制造业的重要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与美国不同，德国向来是高度重视制造业，坚持走制造强国的道路。德国人认为，制造行业的工艺和技术，同样是知识，而且是典型的实践性知识。
德国政府通过大手笔投入众多大大小小的研究机构，它们就像是德国企业的“研发外挂”，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领域推进创新，然后把研发成果转让给企业来应用。补齐了德国中小制造企业的研发短板，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制造的竞争实力。
“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差异，还体现在企业治理结构上。美国公司股东利益至上，美国的CEO本质上只对股东负责，他的薪酬和公司股价密切相关。
导致美国CEO特别看重公司的短期利润率，而不舍得在长期项目上投入。德国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它们大部分都拒绝上市。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对企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企业的经营不受资本市场的干扰，才可以着眼于长期战略。
莱茵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所要求的利润是很低的，年利率不超过10％，更利于企业的稳定经营。
德国银行和企业之间联系非常紧密，银行还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员工也会参与企业决策，这就是莱茵模式下的“劳资共治原则”。
劳资共治原则意味着，企业不再是完全属于股东，而在一定程度上由股东和企业员工共同所有，双方共同行使权利。
德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把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线转移走，而把技术含量最高的核心零部件生产留在国内。同时，在转移生产线的过程中，要保证本土员工利益不受损，还要让员工分享到企业红利。
莱茵模式又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它与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在进行自由竞争的同时，更注重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还强调了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无论德国，还是日本，他们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占领绝大多数市场，就是因为他们用心。
在一个聪明人满街乱窜的年代，稀缺的恰恰不是聪明，而是一心一意，孤注一掷，一条心，一根筋。
工人傻傻地信、傻傻地干、傻傻地赚它五百万。任何弄虚作假和自作聪明，到最后都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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