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什么？对禹先生的大力协助，公司不会忘记的。”罗尔斯以为禹子谟索要好处，赶紧表态，多年的中国生活，使他早已洞悉中国的人情世故。
“对于合作，我们也有一个要求。”
“哦？”罗尔斯立即竖起了耳朵，这可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了。
“我们希望和贵方在东北一起投资开设一个新的炼油厂。”禹子谟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他的打算，“贵方以技术、设备入股，我方可以土地、厂房等入股。”
“只是，禹先生，我不明白，贵国又不产石油，设炼油厂岂非多此一举？”
“我在想，与其千里迢迢地从贵国炼好油再送过来，还不如就地生产，可以节约费用。第一，东北工人的工资虽然比其它地方略微要高一些，但绝对比贵国要低，具有优势；第二，如果直接在我国生产，只需要将原油从荷属东印度运到东北就可以了，比起产品千里迢迢从贵国运来，也具有优势；第三，在东北生产后，再转运至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地销售时，就变成了内地货物销售，只需要缴纳2.5%的子口税，不需要再缴纳5%的关税了，在税收上也有优惠；您看是不是很不错呢？”
“可这样一来，建设的周期长了，而且本公司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建设，似乎不合算吧？”
“投资一个50万吨级别的炼油厂，我想顶多三年就可以了吧？而贵公司在中国的生意，肯定不想只做三年吧？为了长期利益考虑，我才提出这个建议。请您再考虑考虑。”
……
磨了半天的嘴皮子，想想终究是东北的市场重要，罗尔斯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从此，在葫芦岛港口开始建设起了中国第一家炼油厂――远东炼油厂
在此前与拜耳公司的合作中，北方实业也获益颇丰。拜耳公司答应将阿斯匹林、磺胺等当时流行的西药搬到中国生产，条件是北方实业将提取麻黄素的专利免费与其共享。凭借着手里的先进技术，何峰通过大量收购麻黄草，运回东北提取麻黄素，每一百万斤麻黄草制成麻黄素片后，除掉加工、包装、运输等费用净收益至少达到三十万美元以上，而且为北方实业换回了重要的外汇，在采购机器设备来得心应手，也不用担心承担汇兑损失。由于眼红北方实业这种外汇收入，熊希龄特意找到沈麒昌要求北方实业在具体结算时都通过人民银行中转，一方面可以提高人民银行的海外业务，捞取中间费用，另一方面，由于总有大量数额的外汇在手，人民银行为那些有海外业务往来的中国公司提供了极大方便，在上海的信用非常好，虽不敢与汇丰、花旗等老牌帝国主义银行相提并论，起码也是国内银行的头羊，无论是本票还是汇票都非常的吃香，深受买办和大商人的信任。
从来利益就是相互的，北方实业为银行提供了方便，银行必然也会作点什么。人民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陆续建立后，由于信誉良好，靠山有力，背景强硬，再加上存款的利率相对较高，特别是活期存款也有利息，吸引了一大批流动资金前来储蓄。短短几个月，各地存款总数就达到了六千多万，而且还在直线上涨，很多人将原本存在外资银行的钱纷纷取出来转存于人民银行。钱生钱才是目的，分行获得大量储蓄后，将其中的大部分贷款给了北方实业，利息高达9厘，形成了合作共生的关系。
分行如此风光，总行也不甘示弱，按照章程，人民银行总行不能开展存贷款业务，但总行有其它的妙棋，代理债券就成为生财之道。六千万北疆建设公债全部由人民银行总行代理发行，期限三年，年息七厘，一次还本付息。作为代理行，可以九八折扣获取债券，一转手就获得了120万的净利润。另外，由于各地分行没有发行纸币的权力，要想获得人民币，必须将一部分银元运至总行做准备金，总行可以利用这部分银元，在市场上做金银差价生意，所得又是不菲。更妙的是，北疆各省已取消了元以下级别的硬币，所有铜钱一律用纸币代替，总行回收后，又将这些铜全部出售，部分卖于南方各省铸造铜元，部分卖与沈阳兵工厂生产军火，相当于又小赚了一笔。
可以说，人民银行和北方实业之间已具备了“金融寡头”的特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居然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让秦时竹和何峰哭笑不得。其实，金融寡头是一种相当有效率的体系，好处就在于稳定，不遭遇大的经济危机（如1929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是不会有风险的。考虑到事业初创，过多变动对经济建设不利，秦时竹对此还持肯定态度，但在将来，等市场成熟，民族资本家壮大，这种关系肯定是要剥离的。
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责任内阁决无实现希望。他们商议提出辞职，不做此“伴食之阁员”。唐绍仪也极表赞成，说：“公等辞职后，我亦借此以辞。”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谘议局也赞同王芝祥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唐绍仪自从袁世凯制造兵变后，对袁有所看清，考虑到南方实力不能达到北方，暗中和孙中山商定，运用政治手段，使革命势力扩展到北方，除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外，还计划让柏文蔚出任山东都督，黄兴为南京留守，掌握5个军的部队，保全实力，以待变化。
当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袁世凯曾表示“此事好商量”，唐绍仪信以为真，就通知了直隶议会，准备按原计划操作。但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因此，当5月23日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王称誉不绝，大排宴席，并聘为高等顾问，每月给车马费800元，礼遇优厚，背地里却和冯国璋、段祺瑞等商议，决定利用一箭双雕的计策，利用此事排挤唐绍仪，试探同盟会。唐绍仪不是说王是“北洋民意所在”吗？袁世凯就来个针锋相对，搞出“北洋军意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