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军事准备不力，国会孤立无援时，国民党方面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特别是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使得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5月的政治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各界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岑春煊也正愁找不到攻击袁世凯的路子（两人一贯不和），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
一贯以老好人自居的黎元洪，也致电黄兴和湘、粤、赣、皖四督，但他的立场是偏向袁世凯的，他竭力为后者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裁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貌似忠厚，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分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黎菩萨的心理战也不可小视，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来打消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通电各方呼吁和平，要求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平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钺，以谢天下。”（这烟幕弹放得太有水平了，若两者皆有呢？）。
浙督朱瑞也起来积极充当调解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闽、桂各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厉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由于朱瑞捧袁的作法太露骨，不象调停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5月底才由浙、滇、闽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和国民党尚未做好应战准备的严酷事实，谭人风为避免国民党势力遭到摧残，加紧调停活动。在他的策动下，调解人分成二路，一路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二人前往，一路争取袁世凯，由他和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但袁世凯已经作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自然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由于他的首要目标是江西，故而迷惑的越久越有利。早在谭人凤调停之前，李纯的第六师已经部署到位，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其它战略要地，在兴国、新春一线对李烈钧部形成压力，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
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企图兵不血刃拿下江西。黎元洪甘当袁世凯的马前卒，屡次托人劝李“待身引退，举贤自代”，但李不为所动，断然表示拒绝。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率军撤防，并暗示可荐其代李出任赣督。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见效，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江西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在这样的诱惑下，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并撤退前沿防兵。
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土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离。”在袁世凯的命令下，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京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京陈述政见，黎元洪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低方案：“(一)公开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派员接任。”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烈钧喉咙的调和办法，他当然不能接受，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最后通牒。
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早在此前，袁世凯已在中南海海宴堂召开第三次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组成“战时内阁”，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
此时，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甚至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亦不听。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无可奈何，选罢出师之议。
整个1913年的春夏之交，国民党都是在犹豫、动摇、观望、变乱、内讧的气氛中度过的。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独立，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兵、饷、械均缺，根本难以对抗，实属有心无力。
广东力量虽雄厚，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局面。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的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