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的理论色彩更浓厚一些，主要是治国理论的大辩论，颇有一场思想解放的论战风暴雏形，关于“四个现代化”、“人民主义”的辩论高潮过去后，就是有关宪法草案辩论，今后国家大政方针改革的辩论……关于此次大审判，《人民日报》是天天连轴转报道审判的内幕、花序、进展等，《新华》作为半月刊，在时效上不能与日报相提并论但在分析力度上则要见长。先期审结的“吴禄贞案”、“张振武案”和“秦时竹案”，都被新华的专职评论员拿来进行了大量分析，虽然案情还没有到最后宣判的时候，但法庭透露出来的倾向性意见则让大家非常关注。
用“文胆”陈布雷的话说：审判袁世凯一案，特别是在“吴禄贞案”和“秦时竹案”上，非常妙，妙就妙在“予以谴责，但不追究法律责任”这一条上，袁世凯的罪行已经够多了，多一条少一条对于定案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这种案情处理，却体现了司法正义的实质。中国老百姓一贯就是极其注重道德准则的，特别是当官的道德修养，一个官员有没有办事能力姑且不论，但必须有道德榜样，历朝历代都有“清流”，为什么？就是因为老百姓对这一点看得非常重要。在浅层次上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儒家传统，从深层次上探讨，这是因为中国的官吏选拔模式，特别是科举取士，都是从道德文章上做得是好还是坏来选拔的，要打倒一个人，只要先在道德上打倒上就可以了。袁世凯那几条“予以谴责但不予追究”的处理，比实实在在定成谋杀罪更为沉重。
案情进入到了关键时刻，今天的审理对象主要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
“袁可定，根据江朝宗、赵秉钧、吴佩孚等人的证词，他们一概指证你是去年春节过后京城兵变的关键人物，对此，你有何话说？”
“我……我”袁克定张口结舌、急得满头大汗却又丝毫说不出话来，最近他已是法庭出入的常客了，往昔的“大爷”在失去了父亲的庇荫后，变得如同一条丧家之犬，他此刻大概在悔恨为什么不在当日就自尽，免得受这种折磨。
法官见他没有回答，便跟进来一句：“另外也有知情人到本庭作证说，兵变的幕后主使并非是你，而是你的父亲袁世凯，你只不过是中间负责传话的……这两种指证，无论成立与否，都与你有莫大干系，你能否将具体实情对本庭坦白陈述？”
“我……”袁克定欲言又止，他不是傻子，自然听得出法官的弦外之音，这个幕后主使的罪名是大的，但并不一定要他袁克定来戴，完全可以矛盾上交，把责任推到袁世凯身上，只是往死去的父亲头上泼脏水让袁克定有些犹豫，这一犹豫使得他没有及时开口。
法官适时敲响了小槌：“被告袁克定，你对这个问题必须回答、”
台下“嗡”的一声，交头接耳，大家都在等待着袁克定的回答，被告方辩护律师微弱的声音被法官毫不客气地驳回了。
袁克定清了清嗓子，他知道在这件事上抵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虽然曹锟已死，但第三师有不少官兵幸存了下来，当日接到袁世凯指令的官员也不在少数（比如赵秉钧就接到指令，要求不要出动警察弹压），而且，这件事情外国人都是相当关注的，不给各方面一个合理的解释，很难交待过去。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哀叹一声：爹啊……儿对不起你了。
“关于兵变的问题，我……”一听袁克定发言了，人们顿时鸦雀无声，只有书记员飞快地记录着，袁克定斟字酌词，用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说，“我当时是去拜访了曹锟，我们谈到，南方来的专使团要求我父亲南下就职，但北方地方不靖，局势不稳，仓促间不可南下……曹锟所在的第三师一直是我父亲直辖的部队，感情深厚，当时恰好因为政府财政困难而拖欠了军饷，一听袁宫保要走了，生怕他们被撂下不管，因此本来就存在着闹事的情绪……曹锟正因为不能有效约束部队而苦恼，在会见的时候，一个劲地破口大骂南方专使团，声称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后来……” “你的意思是这是曹锟的自发举动？但是众人的供词中，特别是第三师官兵的供词说是你当着他们和曹锟的面挑唆的呢？这中间最多只有一种情况是真实的……”法官眼看袁克定企图避重就轻，顿时打断了他的话语。
袁克定一时语塞，只好支支吾吾地说：“当时的具体情况我是记不得了……我是奉我爹的命令去的，让我去看看部队的动静，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以挽留袁世凯为名发动兵变？”
“不……不……只是希望手下挽留，兵变没有预先料到，更没有布置。”
“袁克定，你不要避重就轻。”法官扬了扬手中的证词，“当时弹压兵变是由时任内蒙古都督的陆尚荣将军自发执行的，当时在场的不少人均指证曹锟曾经对袁世凯汇报说‘大总统交待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恐怕不是挽留这么简单吧？”
袁克定额头冷汗直冒，心想你都知道了还来问我作甚？口中却哼哼唧唧地没有一个痛快话。
法官见状，先把袁克定晾在一边，接着问讯几个第三师幸存的中级军官，他们都承认当日召开会议，就是面前这位“大公子”一个一个“总统的意思”煽动他们搞兵变的……
“袁克定，本庭最后问你一句，你是否承认京城兵变是由袁世凯授意，由你负责中介转达并由曹锟具体执行及第三师官兵参与的一场有预谋、有政治目的的叛乱？”
“我承认……”袁克定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句，随即在文书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