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和铜元是一定要收回的，我国虽然产铜，但数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都要花费银子从国外进口铜料，现在兵工行业大量需铜，两相争夺必然不妥。况且，铜钱、铜元滥铸，已经失信于民，不能不加以重视。我看，不如以北疆的方式改革，取消铜辅币，代之以纸币作为辅币，南方久以铸造铜元获利，那我们先就稳妥一点，只说回收铜钱，且以京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先行试点，待时机成熟再推向全国。”说到这里，葛洪义笑了一下，“为了加快回收步伐，不妨在回收时略微让利于民。比如一元可换1250文铜钱，我们定的兑换标准就以1200文换一元。北疆当日以溢价回收保证了纸币的信誉，虽然财政承担了近300万的损失，但结果换来六万万余元人民币信用的稳定。熊秉三一开始天天苦着脸，后来就笑得合不拢嘴，相信燕孙兄也会有此一遭。”
众人大笑，梁士怡对葛洪义的调侃之言也并不介意，这么严肃的会议，确实需要诙谐话活跃活跃，葛洪义能这么说，说明已将他梁士怡看作自己人，这等的信任和重用才是最令自己感激的。
“总统一贯以来的执政方针都以积极稳妥为标准，刚才我说了稳妥的一方面，其实内中还蕴含着积极成分。既然是溢价回收，每一元可净得50文，约4%的利润，各地凡是头脑灵光必然会嗅出此中机会，我们不用号召，自然会纷纷把各地的铜钱收拢过来兑换，这等于政府不用出面张罗就有人帮我们贯彻回收精神。从另一方面看，也不需要另设很多兑换点，我的意思是在京城、天津、保定、济南、青岛、上海六处设立，自有人为了那一部分溢价而送上门来……虽然溢价回收可能要亏损一部分，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妙，妙。”众人都叫好。
周学熙问道：“还有一个疑问，若是各地都贪图此中溢价，在一时间纷纷前来岂非难以承受？”
“不然，铜钱是大宗货物，分量极大，长途贩运之运输费用必然超过4％的界线，只能得不偿失，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只在上述六处设点兑换的缘由――距离一长，运输费用必然超过溢价，商人经过计算就自然明白。等将来时机成熟，可在各省都设点兑换以作为政策的深入执行。”
经过表决，众人都赞同葛洪义的建议，秦时竹道：“等会我就发布总统令，上述地区前清制钱、铜元停止流通，一律收兑，收兑标准由财政部根据各地行情拟定，保持4％之溢价即可。至于辅币，我倒有不同的意见，由于辅币需要经常性流通，磨损极大，纸币远不如金属币来得耐用，金属辅币之发行还是大有用武之地，只是需要在金属成份上动动脑筋。”
“本来国币条例拟定中有发行十进位银辅币的意见，是不是仍旧如此执行？”
“可以换个思路嘛，不一定要在铜、银上面做文章。”秦时竹笑吟吟地说，“可以用铝！”
葛洪义恍然大悟，他们那个时空不就是用铝作为辅币嘛。铝一出来的价格极其昂贵，拿破仑第三大宴群臣的时候，众人都用银碗，唯独他用铝碗以示尊贵，1910年代铝的价格虽然已经下降许多了，但同样价格不菲。
“光是纯铝太过柔软，惟有配合铝合金后不仅质轻而且极其坚硬耐磨。用铝另一个好处是来源单一，容易控制，我国除山西目前有铝出产外，别处均无，可以有效防止滥铸、私铸。当然，究竟行不行还要请财政部试铸之后才能下定论。”
“行，那就按总统的意思办，明日就开始试铸。”
纸币又是一个令人棘手的事物，甲午后，随着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它们所开设的银行都非法发行了大量纸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以中国货币为单位，其中又分为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如汇丰银行发行的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的银元票，及5两、10两、50两、100两的银两票；德华银行和麦加利银行也发行有银元票和银两栗，花旗银行同样发行了几种不同面额的银元票。另一类以外国货币为单位，主要有日本于日俄战争时期在我国东北发行的军用票，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日本金票，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金卢布票等。
至于中国本国纸币，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现已合并于人民银行内）之初，为近代银行发行兑换券之创始。此后，户部银行及其在各地的分行也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钱票（即以制钱标明面值）等三种钞票。银两票的面额自l两至1000两共二十八种，银元票分l元、5元、30元三种。钱票有2、3、4、5、10吊等五种。这些纸币发行后，被公认为一般支付手段。无论银行及户部收解款项及各省交纳钱粮赋税，均可通用，其中银元票流通的数额很大，流通地区遍及等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之后，所发行的纸币种类，大体上与户部银行所发行的差不多。由于当时币制紊乱，各地银两成色，银元种类都不相同，因此大清银行总分行所发行的各种银元票和银两票都必须注明某处通用银元或某行所在地成色，以示区别。其兑换办法，一般都是某行发行的纸币，由某行负责兑现，凡持甲行纸币到乙行兑现者，均须按当时银价折算并支付汇水。除大清银行发行纸币外，交通银行和其他一些商业银行、地方银行也在开行之后，发行各种成色的银两票或银元票在市面流通，但数额有限、流通区域亦不广泛。
据财政部档案记载，前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后累计总共发行纸币12亿7千万以上，交通银行发行在1亿8000万以上。民国以后，人民银行开办以来，发行纸币甚广，由于信誉昭著、分行广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以上诸银行之纸币，由于注重保证，信誉良好且有资本庞大，基本无虞，唯各地钱庄、铜钱店所出之各种银钱票、各省官银钱局发行之纸币殊为堪忧。此等纸币发行，既无限额又无一定准备，滥发结果，充斥市面，因供求发生动荡，随时可能发生挤兑，甚至因发行机构倒闭而成废纸。清廷于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曾颁布通用银钱章程，规定嗣后银钱行号未发行纸币者不得发行，己发行者逐渐收回，并严格规定发行准备，随时予以抽查。宣统二年，为进一步统一纸币，又颁发兑换纸币则例十九条，明确规定发行纸币之权属于中央，一切发行兑换事务统归大清银行办理，所有宫商银钱行号，一概不准擅自发行纸币。奈何风雨飘摇，纸面看来诚极为美，实际却不得执行，辛亥以后，各地为维持本省地位、充作军饷，更是胡乱发钞，南京临时政府曾发1万万军用钞票，却无一分钱准备，到目前尚未收缴干净。
秦时竹抬起头来：“方才我看了财政部的资料，虽然繁杂，但大意却是两个，第一，各国在我国设立银行，发行钞票，扰乱我国金融市场；第二，我国不懂发纸币究竟如何操作，各地以为生财之道纷纷滥发……”
“总统所言极是，纸币发行较之银、铜货币发行更为混乱。”梁士怡皱着眉头一一道来：“各外国银行的纸币在我国境内流通，不仅使国内币制更加紊乱，而且严重影响了各地的金融物价。例如外钞势力最大的‘港纸’，在广东市场上一时竟处于主币的地位，我是粤人，素知广东的金融物价、人民生活莫不受其严重影响。然各列强久已发钞，一概停用未免不太现实，也不容易做到……不过，某些舆论认为外国以毫无价值之纸币换取我国货真价实之商品的论调，却是我不敢苟同的，这是对纸币的误解，别国可以用纸币购买我国货物，我们同样也可以买他们的。”
张謇补充道：“也不能光认为列强是空手套白狼，他们的金融理论和制度比我们完备的多，所发行的纸币也比我们有准备的多，光是发钞准备金一项就远胜过于我，我在苏省二十年，几乎没听过外国银行有停兑或倒闭的传闻，上海等各处通商口岸，人们甚至更愿意相信外国纸币……不过，不管怎么说，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肆意发行纸币，侵犯我主权，危害我社会经济，终究是令人不快的事情。”
“打铁先需自身硬，欲使人民拒用外国纸币，光靠一纸空文无济于事，反而会引发外交危机。”周学熙接过话茬，“首先我本国纸币必须争气，倘若我国货币信誉昭著、兑换方便，人民必喜用本国之物。这等道理，不仅商品如此，货币也是如此。”
“人民银行所发人民币素有威信，不如就以此为我国之纸币。”岑春煊建议道，“我听说西洋各国都只有一种纸币，法国即是法郎，美国即是美元，英国即是英镑，只有我国林林总总居然有上百种货币，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不如仿效人民币溢价回收北疆各处纸币之先例，逐次回收各地纸币，先期统一我国纸币，然后才谈得上抵制外币。”
众人又是议论纷纷，大体说来都是不赞同各地、各行有纸币发行权的，既然前面已经将铸造银元之权收归中央，纸币作为信用货币之权就更应该收归中央。